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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首页 > 历史军事 > 开谈『传习录』王阳明心学圣经独家趣解

第99节

一旦尺度的(单位长度)确立,长的、短的距离就不能作假,然后测量天下的长短就能不可胜用了;只要良知被“致”了,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就不能作假,然后实行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也就不可胜用了。毫厘和千里之间的误差,不用我心中良知的一念之微去体察,又将凭借什么作为依据去应用其所学呢?如果不用规和矩而想要去测定天下的方和圆,不用尺度而想要去测定天下的长和短,我只能看出这些行为中的乖张和荒谬,终日忙碌而终归一事无成而已。亲说温清、定省之类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但是“知道”却不能致其“知”的却不少啊!如果说粗略知道了温清、定省中的仪节和程序,而就称他们能致其知,那么凡是知道作为君主当仁的,皆可以称其为能致他的仁的知了;知道作为臣子当忠的,皆可以称其为能致他的忠的知了,如此天下又有谁是不能致他的知的呢?由此而言就知道要致知就必须要行动,而不行动就不可以称之为致知,这是很明白的了!知行合一这个说法的体系,不就是很清楚了吗?像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哪里是舜之前就有人不禀告父母就娶亲,以作为(舜效法的)准则的呢?所以说舜是考证了什么典籍,向何人请教,而做出这种举动呢?还是他反求于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其轻重和适宜与否,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举动呢?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难道是周武王之前就有人不葬(其父)而就兴兵的作为准则吗?所以说周武王考证了什么典籍,向何人请教,而做出如此举动呢?还是他反求于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其轻重和适宜与否,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举动呢?假如说舜的心不是真挚地担心没有后嗣,周武王的心不是真挚地要拯救百姓,那么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就是极大的不忠不孝。而后世的人不下力气在致其良知,以精详地审查自己心中的天理以用于应事接物之间,反而想凭空地讨论那些权变情况下的应对之事,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准则,来企求处理事情时没有过失,那就偏差太远了。亲所举的其他事例,皆可以此类推,那么古人所说致知的学说,也就可以知晓了。
      
      日期:2012-11-0615:42:44
      
        【解析】
        先分析一下顾东桥提出的问题,首先他说了“道之大端,易于明白。”这一点也得到了阳明先生的认可,从此前提推论出圣人和愚人都具有良知良能,在这里两人也达成了共识。
        但接下来,分歧就来了,顾东桥表达了两层意思,来说明“节目时变”中的详细内容必须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第一层,他诘问阳明,你说的温清、定省之类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意思就是关于孝道几乎人人都能谈得来,但是世间大不孝的人依然比比皆是,所以要做到孝还必须通过学习。第二层,他举了那些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来说明现实世界中人所面对的孝亲情形的绚烂多姿性,来进一步证明学习”节目时变之详”的必要性。
      
        东桥同学举的这些例子,每一个后面都埋藏着一段或关于爱情,或关于战争,或关于虐童,或关于恐怖等体裁的故事,而一旦通过我们古人的剪裁加工,全成了孝亲的案例。这些典故中所传达的一些思想倾向,以现代的眼光看,不少都可以视作是封建思想中的糟粕,这些东西早就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了。比如割股疗亲,作为吃人封建礼教的典型一直被我们猛批,其中的大仗、小仗的典故,放在现代,也只能作为虐童事件而登上新闻网站的头条。所以说,这些典故细谈起来也是争议一大堆,我们就不要去趟这趟浑水了,只需要知道,东桥同学不过是举了一些孝亲方面比较反常的案例就行了。
      
        再来看阳明先生的回复,他首先点破了世人的通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当然是引用儒家著作《孟子》中的话。其实在《道德经》上,李耳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意思是大路是非常平坦的,但是人们就偏偏不喜欢走大路,就喜欢找那些坑坑洼洼,歪歪曲曲的小路走。所以,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对人类的这种德性洞若观火。从这里阳明引出了下面的结论,良知良能虽然愚夫愚妇同圣人一样都具有,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真理往往就是如此简单,如此朴素。
      
        “节目时变之详”这些东西,圣人不是不理会,而是没有将他们作为头等大事来理会。头等大事依然是致自己的良知,世界上太多的人,连自己手边那些已知的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却踮着脚去眺望那些远处模糊不清的未知的事情。所以良知之不能致,也就可以知道了。然后阳明将良知比喻为规、矩、尺,将天下的“节目时变之详”比喻为“方形、圆形、长短”,只要有了这些工具,那么就可以丈量天下的方形、圆形、长短。
      
        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出,阳明这里是把良知放到了一个最最基本的层次来看待,如果将人比喻为是一台计算机的裸机,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就像是安装在这台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所以说它是最基本,最底层的软件。而“节目时变之详”就好像是具体的应用软件,只要你的操作系统没有漏洞或者病毒,运行流畅,那么任何的应用软件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运行良好。而现实中的情况是,许多人的思想就好想是一个布满了漏洞或病毒的操作系统,却不去想着如何实现操作系统的健康运行,却玩了命地在那里做能让应用软件正确运行的努力,这岂不是头疼医脚了吗?
      
        所以说,阳明先生和顾东桥在这里分歧之所在,就在于顾东桥是在说应用软件这个层次的问题,而阳明先生是在说操作系统这个层次的问题。阳明先生强调操作系统,正是为了更流畅地运行应用软件,所以看似没有谈论应用软件这个层次的问题,其实已经谈了,而顾东桥在那里大谈应用软件的问题,却忽略了是操作系统本身有毛病而导致了应用软件的运行不畅,所以看似在那里谈问题的症结,其实是没有找到病根。
      
        按照阳明先生的说法,像顾东桥说的“今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这句话中说的“知”其实是“觉知”,而不是良知,(请参看第122节的阳明心学体系图)。世人大多所谓的“知”,都是被局限在了“觉知”这里。所以,阳明就得出了他学说中最有力的一句结论“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只有通过行,将良知判断为正确的“觉知”给“致”了,才是真正的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说是知行合一。最后,阳明又拿顾东桥举的那些孝亲特例中的情形,解释人在解决“节目时变之详”这些问题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依然是自己内心的良知,除了良知,真的没有第二个标准可以作为人恪守不渝的圭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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