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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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西汉辞赋家。
      日期：2012-11-1409:37:01
      
      　　【译文】
      
      　　来信说：“杨朱和墨子也行‘仁义’，乡愿之人也以忠信相标榜，尧、舜和子之的禅让，商汤王、周武王、楚霸王都流放和讨伐过敌人；周公、王莽及曹操都主过政，这些事情如果糊里糊涂没有印证，让人们又何所适从呢？此外，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都未曾考察识别，如果国家要修古制的明堂、建古制的辟雍（学校）、制定历律、准备封禅的预案，又将拿什么作为标准干这些事情呢?所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道：‘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也。’这个可以说是定论了。”
      
      　　亲所讲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区分，和前面说的舜不告而娶以及周武王不葬而兴师的情景大致相似，可以类推。对于古今事变的疑惑，前面在讲良知时，已经以规、矩、尺度作比喻而加以说明了，应当不用赘言了。至于说到明堂、辟雍等事情，似乎还不容不说。但说起来话也就长了，暂且就按亲所说的加以辨析，或许能消除一点亲的疑惑。明堂与辟雍建制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月令》，以及汉代学者郑玄的注疏中，但是六经与四书中，还未曾详细记载过这些。难道吕不韦和汉代学者们的知识，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还要强吗？齐宣王时，明堂还有未毁掉的，由此可知，周幽王、周厉王时周朝的明堂全都完好无损。尧舜的时代，用茅草盖房屋、垒土作台阶，明堂制度未必齐备，但却不因此而妨害他们治理天下。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虽然和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旧制相同，但却无补于周幽王和周厉王时的天下大乱。为什么呢？这不是表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阶，也仿佛明堂；用周幽王、周厉王式的心来实施周幽王、周厉王式的暴政，即便有明堂，也是暴政实施的场所。汉代的汉武帝曾经重新探讨明堂之事；唐朝，武则天也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国政的效果又如何呢？天子建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建的学校称为泮宫，均是根据建造的地形而命名的。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学问，其是以讲明人伦为核心，并不是把“辟”是否像玉璧，“泮”是否环水看得很重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作礼乐，须有中和的品德。他的声音符合音律，他的举动符合法度的人，然后才能谈及礼乐。至于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的工作。所以曾参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君子重视道有三个方面，至于祭祀和礼节仪式，自有主管这些事物的官吏来负责）。”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主要是为了“敬授民时”；舜“在璇玑玉衡”，主要是为了“以齐七政”。这些都是勤勉地用仁爱百姓的心来施行养民的政策。制定历法，掌握时令的根本，正是在于此。羲氏与和氏在推算历法方面的学问，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尧和舜虽然很有智慧，也不能知晓所有的事物，即使他们也不一定能从事羲氏与和氏的工作。但是，到了今日，依照羲氏与和氏的方法而世代相传的，哪怕是一知半解的具有小聪明的人，懂点占星术的浅陋之人，也能推算历法，占卜天像而不会有闪失。由此而言，难道后代那些一知半解具有小聪明的人反而比禹、稷、尧、舜更有才干吗？封禅的说法更荒诞不经。这是后代奸佞谄谀之人为了献媚于其主上，浮夸其词，以迷惑君主之心且浪费国家财力。可以称得上是欺天骗人中无耻之极的卑劣行径，君子是对其不齿的。司马相如被后人耻笑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亲却认为这是儒生应学的，只怕还欠缺深思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解释《论语》时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礼乐名物之类如果真的与成圣的功夫相关，那么圣人也必须等学了之后才能知，这样的话，圣人也就不能说是生而知之了。说圣人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的，而不是从礼乐名物方面说的，那么，礼乐名物之类也就和成为圣人的功夫没有关系了。之所以说圣人是生而知之，仅指义理，而不是指有关礼乐名物之类的知识，那么学而知之的人，也只能通过“学”来“知”义理罢了；
      
      　　困而知之的人，也只能通过困知勉行的方法“知”这个义理罢了。现在学者向圣人学习，对于圣人所能知的，不去通过学习而知晓，反而迫切地求知于圣人所不能知道的而将其作为学问，这不是将向圣人学习的方向给迷失了吗？以上所述，都是就亲感到疑惑的地方稍作剖析，但是还没有涉及到拔本塞源这一根本论点”
      　　【解析】
      　　东桥同学继续咬住和上段提及的“节目事变”相类似的事物不放，这次他举的是“礼乐名物”之类的事，举了一大堆今人或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物事迹、名物制度。还引用了朱熹的话，佐证研习这些“礼乐名物”是十分必要的。
      　　东桥同学这里提到的其他例子，阳明上段的论述已经可以解答，就一笔带过，重点就其中说到的“明堂”、“辟雍”进行了解答。随后又引用孔子的话，举乐律的例子，制历法的例子等，来说明礼乐名物在历史变迁的进程中到底曾经起到过何种作用。就原文来说，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只要弄懂了所引用内容的意思，那么阳明原话的意思理解起来就没有问题，其中没有过多奥义，我们就不再逐句剖析。总结阳明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事物的精神实质要远重于外在的表现形式。
      
      　　论据充分了，阳明也就水到渠成地指出，顾东桥正是将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当做学习的对象，而遗弃了儒道的精神实质，这岂不是成了买椟还珠了吗？况且，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千变万化，不胜其繁的，圣人也难以全知全能，现在的俗儒们，不去虚心的学习那些圣人具备的东西，反而汲汲然去追求那些圣人也无法全部通晓的东西。接下来阳明就通过对朱熹话的反驳，说明所谓的“圣人生而知之”，是指知“义理”，而不是知“礼乐名物”。这里说的“义理”自然指的还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及的“良知”，而圣人“知义理”，自然还是指他们能致其良知。所以，学习圣人，就是学习他们能致良知，而不是那些流于外在表现形式的“礼乐名物”。不过这里我需要补充一句，阳明的意思也不是说外在的礼乐名物不重要，而是说如果丢掉了“致良知”这个灵魂，礼乐名物就像泥塑的菩萨一样，只具备一具空壳而已，它只有被“致良知”的思想主导，才能焕发出其应有的价值。最后阳明说，我以上所说的都是就你所产生疑问的地方照病抓药，还没有涉及到“拔本塞源之论”，于是就引出了下一篇有关“拔本塞源”的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