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节

作者:月光之都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92章/119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显然，在如此众多的指标的压力下，华为的市场人员除了把自己变成狼，拼命地驱赶对手、追逐客户，别无它途。可以想见，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压力会有多大。
      　　每年年初，华为的各级市场部门主管都要集中到公司，既考评上一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又和公司签订下一年的销售任务书，即“军令状”。军令状完成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各级市场人员的奖金，还与他们的升迁、加薪、内部股配额密切相关，如果销售指标完成得不好，随时会被降职、调岗。
      　　虽然这种方式是中国企业的常态，但华为的军令状更富竞底色彩：它不仅要考核自己的市场越来越大，还要考核对手的市场越来越小，这就给市场人员极大的压力。如2004年华为驻东南亚某国首席代表业绩非常好，原以为会受到嘉奖，但华为的国内对手也在该国签了一份不错的合同，最终该首席代表因未能完成封杀对手的指标而被调离该国。
      
      　　因此，为了完成“军令状”，华为的市场人员也不得不玩命式地对内竞底，因过多的喝酒、应酬，发生严重脂肪肝，甚至肝硬化死亡的事例，在华为并非罕见的新闻。
      　　华为追求显性指标的成绩斐然，每一年它都能按人们的预期，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但作为一个竞底企业，增长是有底线的：近年来，华为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在逐年大幅度、不可扼制地下滑，说明它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接近底线。那么这套以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产出的模式还能否运转下去呢？
      　　华为追求的另一项显性指标是专利数量。多年来华为在中国的专利申请位居第一，2007年全球排名第四。
      
      日期：2009-03-18　16:18:00
      
      　　案例：将隐性指标变成显性指标，广州加强河道治污工作
      　　广州一直非常重视治水工作，但水质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虽然建了不少排污管网，但很多污水却没有排进来。因为处理污水要花钱，而将污水直排则省钱省力，至于环境的破坏，由于没有列入对官员们的硬性考核，尤其没有所谓的“一票否决制”，因此官员们对治污问题，虽然非常重视，但并未真正往心里去。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广州市长在2008年11月12日召开的“全面加快污水治理和河涌整治工作会议”上，对各区提出明确要求“到2010年7月，你们这些书记区长要在辖区内选一条河涌游泳，可不能选最好的那条。”
      　　此招一出，将河道的清洁和区长们的切身利益紧密挂起钩来，当地媒体普遍叫好，而区长们也纷纷附和（不管是否仅仅是表面的）。人们估计到2010年，广州河流的水质会有较大改善。
      　　案例：中国的大学们追求的显性指标，和忽略的隐性指标
      　　陶东风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他曾谈到中国大学的怪相：
      　　中国大学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大兴土木，疯狂扩张，校园巨大无比（一般在三千亩以上，有些大学的新校区就是三四千亩，加上旧校区就更大了），硬件设施可谓一流。在我去过的美国、澳大利亚一些大学，校园超过三千亩的好像不多，其中麻省理学院占地面积只有168英亩，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500亩……更严重的是：这么巨大的面积实际上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占用了本来十分稀缺的良田不说，同时也为学生和教师的教学、研究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比如，从教室到宿舍要长途跋涉，花费很长时间。
      
      　　中国正在扩张的许多大学，除了面积巨大，其他所谓“硬件”设施，比如电化教学程度，其进展速度也让人吃惊。许多大学的教室都配备十分先进的多媒体设施。遗憾的是利用率却不高，好像并不都是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而是出于“评估需要”。“评估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中，实际上也就是“政绩需要”，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先装了再说。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多媒体教室不多，预约非常困难。他们的教授感叹：“你们中国比我们现代化啊。”不知道是讽刺还是真话。
      
      　　另一个对比强烈的事情是：中国大学上至校级机关的每个办公室，下至每个院系的每个办公室，办公室的每个行政人员，备有非常高级的电脑，一律的液晶显示器。相比之下，美国大学不但行政办公室数量（以及行政人员数量）比中国少得多，而且电脑的级别也低很多。我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看到所有教授办公室的电脑都是比较陈旧的，更不要说液晶显示器了。
      
      　　这是一个方面的对比。另外方面的对比也同样强烈。比如，中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藏书数量有限，每年用以购买图书的经费非常少（都用来盖大楼了买电脑了），而且服务质量极差效率极低。借一本书要花半天的时间：找书目卡片，填写书号书名，然后交给管理员，等了半天还经常没有。而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图书数量多，而且服务水平很高，不要说自己可以自由进去取书看书，不要说每个座位都可以接电脑，而且馆际借书十分方便。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如果我要借的书没有，他们就请我写上该书的信息，一个星期以后这本书已经放在我的信箱里面了。
      
      　　总起来看，中国大学的确是在搞“面子工程”，完全不是以人为本，以学术为本，而是以上级领导为本，以面子为本，以所谓“政绩”为本。好像有了高楼大厦就是“政绩”，就是国内一流或国际一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样的政绩越大，恐怕离高等教育的宗旨越远。
      　　显然在这里，校园的占地规模、硬件设施、办公条件都是显性指标，相比之下，图书馆的藏书和服务，则是隐性指标。
      　　但一所好的大学，究竟是让师生们在空荡荡的、相距遥远的大楼之间，奔来跑去，还是应该让他们拥有充足的图书资料，接受良好的教育呢？
      　　中国的大学除了以上的竞底，在招生、课程设置、师生考评等各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竞底，大学应该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地方，中国的大学办到如此程度，中国人有智慧吗？
      　　竞底者过于追求显性指标，很可能导致其击穿底线。
      　　俗话说：“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竞底者热衷于追求显性指标，当看到显性指标有大幅提升时，往往会有很大的快感，这种快感激励、迫使竞底者越发忽视隐性指标的恶化，形成竞底嗜好。
      
      　　由于不断地挑战底线，以获得显性指标的增长，给人以疯狂的感觉。最终的结果是击穿一条或多条底线，以致毁灭。
      　　中国历史上，秦帝国、隋王朝的快速覆灭，过于追求显性指标，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案例：两个竞底者之间的较量
      　　1937年，巴黎召开国际博览会，德国馆正好坐落在苏联馆的对面。
      　　因此，希特勒觉得这是新德国同苏联较量的一个机会。德国馆的建设就成了纳粹德国的一项政治任务。希特勒要求，德国馆一定要超过苏联馆，这样才能显示出日耳曼人比斯拉夫人更优越。
      
      　　斯大林也意识到这一点，苏联馆的建设，也向力量巨大、雄伟方向全面升级。
      　　希特勒给他的心腹设计师下了一道死命令：德国馆的设计，务必要在各个方面超过苏联馆。为此，设计师专门到巴黎实地考察，当他看到已建成的苏联馆顶楼上，有“工农兵雕像”这个鲜明的意识形态符号时，他决定用德意志的雄鹰，去同对面的斧头镰刀针锋相对。
      　　这看起来，很像中国的风水师之间互相斗法。
      　　为了建设德国馆，希特勒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最终竟用了1000个车皮，把100000吨德国建材运往巴黎。
      　　最后，希特勒对德国馆十分满意，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给设计师；而他的对手斯大林也不甘示弱，同样给设计师发了一枚金质奖章。这两位竞底者显然都想通过展览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技术成就和崭新风貌，从而向世界显示自己的实力。
      　　很快，建筑上的竞底，演变成战场上的竞底。在战场上，希特勒也时刻不忘显性指标，他对斯大林格勒的争夺，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军事目的，他希望拿下这个以苏联领导人命名的城市，就可以极大鼓舞轴心国阵营的斗志，打击对手的士气。而同样，斯大林也要求全力坚守这个政治意义显著的城市，双方展开了殊死的决斗。最终，希特勒被盟军打到底线。
      
      　　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竞底者追求显性指标的嗜好，是多么强烈，因为显性指标可以帮助他们明显提高竞底实力。
      
      日期：2009-03-19　20:07:35
      
      　　但显性指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综合质量的提高，所以中国人常常生活在矛盾之中：
      　　金钱虽然增加了，但幸福感却并不随之增长；
      　　房子虽然有了，却找不到家的感觉；
      　　知识虽然学了一大堆，但见识和智慧却没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