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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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7-1222:49:34
      　　开更啦，欢迎秦迷们能顶一下以示对本人的支持，本人在此深表感激之情，并以更大的热情及时更贴以回馈各位。
      　　正文：
      　　第二十三回　霸道强秦（中）
      　　本回条目如下：
      　　五、传统的周制以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转型
      　　六、秦国的落后及其特殊国情
      　　七、商鞅变法——不断扩大并深化的改革
      　　（一）、第一阶段（公元前359年——公元前356年）：《垦草令》的颁行——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
      　　（二）、第二阶段（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农战政策的全面展开
      　　1、顺应个体劳动的趋势，持续发展农业生产。
      　　（1）、重建户籍制度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3）“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2、奖励军功，推行军功爵制
      　　（1）《史记》所载秦军功爵制的基本原则。
      　　（2）二十级军功爵位。
      　　（3）获爵途径。
      　　（4）严格的颁赐程序。
      　　（5）爵位的继承原则。
      　　3、焚烧诗书，实行文化专制
      　　4、铁腕行新法
      　　5、大风暴来临前的准备
      　　（三）、第三阶段（公元前350年以后）：体制转型的最终完成。
      　　1，推广县制，构建完备的地方管理体系。
      　　2、土地国有制及国家授田制度的建立
      
      　　3、秦国的赋税徭役制度
      　　4、公元前344年（即秦孝公18年），“平斗桶权衡丈尺”，也就是统一度量衡。
      　　五、传统的周制以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转型
      　　在正式开讲商鞅变法的内容之前，有必要将传统的周制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型向大家作一番介绍。
      　　传统的周制是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用本人在此赘述，但这只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内容，关于西周时代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基层组织的构建，就是学术界也是比较模糊以至于众说纷纭。传统的老马列们用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解读中国历史，认为周代在经济上是使用奴隶劳动的井田制。这种在某种史观指引下进行的史学研究有悖于基本的历史学科方法。正确的史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先有史料再有史论和史观，只有在最大程度上收集并据有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严谨、科学和多角度的分析，才能最大程度的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形成相对全面、客观、理性的历史认识。而用“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解读中国历史，难免对已有的史料作断章取义、生搬硬套的解释，把中国历史搞得面目全非，有失于历史的真实，颇有变态与阿谀之感。所以，本人只能从众说之中采纳个人认为最合理者为各位拆解。
      
      　　在西周时代，从“千耦其耘”、“众人协田”等记载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应该是集体劳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农具主要是以石、木等原始材料制成的耒耜。耒耜的形制大概就是在木棒的顶端安装上削磨过的石块，是掘土除草的工具。单个的农夫使用这种简陋的农具垦田，困难不在入土，而在掘土，特别是在荒草丛生而草根又错综缠绕的荒地，这种农具在掘土的过程中极易破损断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并耕”——众人并排踏耒入土，然后在统一号令之下同时发土，便可以将较大土块翻起来，毫无疑问，这种耕作方式是集体农耕。
      
      　　而当时这种集体农耕的单位是“邑”或“族”：“邑”是居民点，还包括周边的大片耕地，“族”是以血缘为纽带而组织在一起的部落。所以，“邑”实际上就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村社，也就是一部落或一部落的分支。当时的村社大都作为各级封君的采邑，周边的耕地一为村社自有，一为封君所有，村社农民在这些土地上集体劳作，收获物分别归属村社集体和封君。村社对封君的义务除了助耕土地外，还要服其他的杂役和捐献贡奉，同时还要以村社集体为单位服兵役。
      
      　　其实，在地广人稀的遥远古代，与相对稀少的人口相比，土地则是无限的，所以探究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没有实质意义，对人口的掌控才是关键。但当时国家抑或贵族封君与“民”（也就是村社社员）之间并不放生直接的联系，村社农民履行对封君的各项义务，不是以个体的身份，而是以村社集体的形式进行的，权利义务直接对话的双方是封君和村社。村社以集体的形式履行对封君的各项义务，而涉及到村社内部的组织劳动、收获物的分配等各种问题统统由村社内部自我调节，国家抑或封君往往无权干预，因此，当时的村社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和自治性。村社虽然基本为公有性质，但村社长（往往也就是德高望重的族长）却有着较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铁农具和牛耕取代原先的耒耜并日益推广，这就使得个体劳动成为可能。个体劳动下的自负盈亏与集体劳动下的吃大锅饭相比，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随之而来的就是村社人口的不断逃逸和搬迁，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公有性质的血缘村社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个体社员助耕“公田”（即国家或封君的所属耕地）的积极性下降，大量的“公田”被抛荒，国家借助旧有村社实施的剥削与统治难以维持。
      
      　　为了顺应个体劳动取代集体劳动的趋势，村社内部组织和国家的统治策略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种调整首先是从村社自身开始的。以往的吃大锅饭行不通了，于是在村社长的主持下以户和人头为单位分配土地，也就是“包产到户”。随着村社经济的发展和村社人口的增长，原有的耕地已经难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于是，各村社不断地向外开垦荒地，村社的规模也日益扩大。这样，人少地多的局面发生改变，土地变得越来越珍贵，历史发展到这时，才产生了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为了适应村社发生的以上变化，为了增加剥削总量，国家的统治策略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关键：一是针对“公田”的抛荒，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二是针对村社人口的增加和村社规模的扩大，改变以往对“邑”或“族”的整体剥削，而实现对“民”个体的直接管控和剥削。具体内容是：建立户籍制度、国家授田制度、在国家授田基础上的租赋和徭役制度、普遍的义务兵役制等等。而以上的这些制度调整又必须配合以国家地方行政系统和官僚体系的建立。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国家形态也由上古时代的血缘组织向中古时代的地域组织演变，贵族政治日益为官僚政治所取代。当然，这种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后历经了六百年左右。
      
      　　国家统治策略的演变发端于西周末年的周宣王时代，由于王师败绩于姜戎，为了扩大财源和兵源，周宣王被迫“料民于太原”。此“太原”不是今天山西省太原，而是指关中平原北部的王畿之地。“料民”实际上就是在“太原”地区进行人口的普查和登记，以实现对“民”的直接管控，增加剥削总量，挽救统治危机。但周宣王的“料民”之举因为朝野的普遍抗议而最终搁浅，没落的西周王朝终于因为自身体制上的僵化而日落西山般走向败亡。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权力下移至诸侯。一个诸侯国能否进行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往往成为其能否实现富国强兵，进而荣登“霸主”宝座的关键。“春秋首霸”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其措施有：“参其国而伍其鄙”，“相地而衰征”。前者主要是在不同的地域（“国”和“鄙”）对“民”分别进行严格的编制；后者主要是根据土地的情况进行实物剥削。公元前645年，晋国（晋惠公时代）实行了“作爰田”、“作州兵”的改革，其内容基本上也是为顺应当时“个体劳动”的潮流，成为晋国长期称霸的基础。后来的中原各国也都纷纷进行了诸如此类的改革：如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郑国的“作丘赋”等等。
      
      　　日期：2014-07-1308:18:07
      　　正文：续二十三回
      　　六、秦国的落后及其特殊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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