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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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6-2123:43:42
      　　草稿先更上一些，是秦迷赶紧顶起。
      　　秦国与中原列国的情形不同，这种不同源于秦国的族源和艰苦而特殊的建国历程。现有涉及秦国在春秋时代的文献及考古资料虽然极其匮乏，但我们仍然可以依据仅有的宝贵资料对春秋时代秦国的社会面貌做出一番合理的推断。
      　　嬴秦部族源于东方，自有一套与周人并不相同的文化制度，后来被迫远徙西垂，寄人篱下般沦为依附于周王朝的附庸。根据非子为周王室养马，有的学者据此推断秦人本为相对落后的游牧部落。到西周末年秦人在西垂迅速崛起，到秦襄公时代，终于因为护驾有功，始升级为正式诸侯。而后，秦国利用周王室东迁为关中地区遗留下政治真空的机会，用几代人的鲜血进占关中，大量的周人和戎狄部落先后被征服和纳入，秦国终于发展成为疆域规模颇为庞大的西方大国。
      
      　　但此时的秦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暴发户而已。与周制存在较大差异的文化制度传统、无时无刻不面临生死存亡的险恶生存环境、立国时间的短浅——这一切一方面造成了秦国在政治体制的构建方面相对简陋和粗糙，缺乏一个大国本应据有的吞吐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得秦国形成了与周制迥然不同的文化制度，呈现出与中原列国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前途命运。
      　　春秋时代的秦国在制度上有如下特点：
      　　第一，与中原列国普遍的分封体制相比，秦国较早地实现了相对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在军事领域。
      　　秦国在立国初期，四周戎狄环伺，无时不面临举族覆灭的命运，这种险峻的生存环境迫使秦国不得不实行一定程度的集权举措。应付危机和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集权体制，而秦国在这方面主要还是表现在军事领域。在文献中仍可找到隐约的影子。
      　　秦国在秦武公时代先后占据和扫荡关中东部和陇西一带的戎狄部落，之后便在这些边远的地区设立“县”，中央对之进行直接的管控。但立国未久的秦国在政治体制的构建上十分简陋，没有形成如后世一般发达、严密的行政网络，因而对这些边远地区的管控主要还是在军事领域。所谓“县”不过是在悬远的边境地带设置的军事特区而已。
      
      　　秦国在军事领域集权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是秦国特有的官职——“庶长”。秦国在除“县”之外的其他地区应该为国内卿大夫的采邑，关于这一点，本人在后文会有详述。在这些贵族采邑地区，凡涉及军政及于军政相关的民政事宜，其权不贵封君贵族，而是归于由中央委任的官员——即“庶长”。“庶长”本意为“众庶之长”，原本为将军一类的军职，但实际上却是手握军政实权，统驭庶民的政府要员，因此，秦史上多次出现庶长弑君乱政的事件。
      
      　　第二，与中原列国强大的宗法贵族势力相比，秦国宗法贵族的势力相对薄弱。
      　　秦国的宗法贵族势力一为嬴姓公族，一为异姓。
      　　秦国从升级为周天子名下的正式诸侯开始，从嬴秦部族内部便应该孕育出一批贵族。但秦国的公族势力却远远不能与中原列国的卿大夫相比。究其原因在于秦国的立国时间短浅，国内的公族贵族势力起步晚，而且缺乏一个长期而稳定的积蓄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了上百年的原始积累，是几代人努力经营的结果。
      　　中原列国卿大夫势力的强大，具体表现为：占有一定的封地、能在封地内组建私人武装、世官制——即世代相袭为某一固定的官职，诸侯国的国政长期被一家或几家卿大夫族把持。如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之族、齐国的国氏和高氏。
      
      　　秦国的公族贵族应该是有封地的，最早见于史籍者为公元前678年——“武公卒……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史记/秦本纪》）。但他们并没有在封地内组建私人武装的特权，该项权力已经统统被集中于中央，由中央任命的“庶长”负责。
      　　同时，文献中并未见到秦国的公族贵族在政府中世代担任某一重要官职，更没有一家或几家贵族把持朝政的任何记载，秦国似乎并不存在世官制。在秦国，对君权构成实际威胁的是“庶长”，而不是宗法贵族势力，秦国并没有发生中原列国的“大夫夺权”，长期困扰秦国的是“庶长乱政”，真可谓具有秦国特色。
      　　文献中所见春秋时代秦国最为知名，也许也是势力最为强大的公族贵族是后子鍼。关于这位秦国公子，前文中已有详述，其特点一是富，富可敌国；二是多次出使晋国，负责对晋的外交。公子鍼受宠于老爸秦桓公，风光无限，但秦桓公西归以后，一旦见疑于兄长秦景公，只能卷铺盖走人，成了客居在晋国的政治避难者。即使曾经显赫一时，但仍然无权无兵的秦公子一旦与强大的君权发生矛盾，却没有丝毫的对抗能力，着实令人心酸，这一点与中原列国的情形大相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