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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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6-0808:55:52
      　　更草稿以为各位商榷：
      　　第二十三回　霸道强秦（中）
      　　四、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
      　　商鞅变法时中国历史上最为迅猛、深彻的一次图强革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秦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如此深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全方位的调整，不可能在一早一夕之间便可完成。从文献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商鞅变法经历了逐步扩大并深化的过程，其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举措环环相应，而在每一阶段又各有侧重，最后使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将秦国改造成为一驾无坚不摧、令人恐怖的战争机器。
      
      　　从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公元前359年——公元前356年）
      　　秦国变法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富强，这里的“富”是“国富”而不是“民富”，实现“国富”的目标不是笼统的发展经济，主要和关键的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直接生产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粮食和布帛，不但是民生的根本，同时还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质。目光敏锐、头脑清晰的卫鞅不可能看不到这些，于是改革的伊始，卫鞅便将发展农业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成为秦国变法第一阶段的核心任务。
      
      　　公元前359年即秦孝公三年，经秦孝公和卫鞅反复斟酌的《垦草令》作为变法的首发巨炮正式在全国颁布实施。《垦草令》的原文已不得而知，但作为其草案的《垦令》在前文已经详述，在此不为赘述。《垦令》涉及到包括整顿吏治、重农抑商、愚民政策等多方面改革措施，但所有的一切都围绕一个核心——发展农业。由此，秦国上下齐动员，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大生产运动。
      　　在变法的第一阶段，卫鞅作为持绿卡的外国移民，未有尺寸之功，其身份充其量不过是没有实权的客卿。所以，此一阶段的变法表面上由秦孝公亲自主持，而卫鞅只是从旁协助，谋划效命，但大部分变法的法令措施都源于卫鞅的脑袋瓜，他才是变法的真正灵魂。
      　　《垦草令》推行了三年，秦国的农业生产连续三年上了三个大台阶。秦孝公看着各地粮仓都堆满了黄橙橙的谷子，不免乐开了花儿，没有卫鞅就没有眼前的这一切，对卫鞅更是说不出的佩服和感激。于是在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
      　　“庶长”是秦国特有的官职，出任左庶长的卫鞅地位虽然并不算尊隆，但手中颇具军政实权。如果我们将秦国的变法不恰当的比做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运动：此时的卫鞅便相当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革委会主任”，于一线全权负责变法；而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和元首的秦孝公则退居二线，为变法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持，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守旧的贵族和官僚所把持的“国务院”则基本被架空，他们只能满腹牢骚，无奈的仰天而叹。
      
      　　这次人事调整将卫鞅推到变法的风口浪尖，预示着后面的变法风暴将会更为猛烈和血腥……
      　　2、第二阶段：农战政策的全面展开（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
      　　卫鞅在变法的第一阶段仅局限于为“富国”而发展农业生产，其间的改革措施也仅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层次。那么在公元前356年以后，秦国的变法则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从范围上来看，“富国”和“强兵”两方面的改革如一驾战车的两幅车轮一样齐头并进；从层次上来看，改革向着更深的体制转型方向发展。
      　　（1）顺应个体劳动的趋势，继续发展农业生产。
      
      　　在西周时代，从“千耦其耘”、“众人协田”等记载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应该是集体劳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农具主要是以石、木等原始材料制成的耒耜。耒耜的形制大概就是在木棒的顶端安装上削磨过的石块，是掘土除草的工具。单个的农夫使用这种简陋的农具垦田，困难不在入土，而在掘土，特别是在荒草丛生而草根又错综缠绕的荒地，这种农具破损断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并耕”——众人并排踏耒入土，然后在统一号令之下同时发土，便可以将较大图块翻起来，毫无疑问，这种耕作方式是集体农耕。
      
      　　而当时这种集体农耕的单位是“邑”，“邑”是居民点，还包括周边的大片耕地，实际上就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村社。当时的村社大都作为各级封君的采邑而存在，周边的耕地一为村社自有，一为封君所有，村社农民在这些土地上集体劳作，所收获分别归属村社集体和封君。村社对封君的义务除了助耕土地外，还要服其他的杂役和捐献贡奉，同时还要以村社集体为单位服兵役。
      　　其实，在地广人稀的遥远古代，与相对稀少的人口相比，土地则是无限的，所以探究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没有实质意义，对人口的掌控才是关键。但当时国家抑或贵族封君与“民”之间并不放生直接的联系，村社农民履行对封君的各项义务，不是以个体的身份，而是以村社集体的形式进行的，权利义务直接对话的双方是封君和村社。村社以集体的形式履行对封君的各项义务，而涉及到村社内部的组织劳动、收获物的分配等各种问题统统由村社内部自我调节，国家抑或封君往往无权干预，因此，当时的村社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和自治性。村社虽然基本为公有性质，但村社长（往往也就是德高望重的族长）却有着较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铁农具和牛耕取代原先的耒耜并日益推广，这就使得个体劳动成为可能。个体劳动下的自负盈亏与集体劳动下的吃大锅饭相比，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随之而来的就是村社人口的不断逃逸和搬迁，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公有性质的血缘村社组织不断遭到破坏，而国家借助旧有村社实施的剥削与统治也难以维持。
      　　为了顺应个体劳动取代集体劳动的趋势，村社内部组织和国家的统治策略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种调整首先是从村社自身开始的，以往的吃大锅饭行不通了，于是在村社长的主持下按户和人头为单位分配土地，也就是包产到户。而随着村社经济的发展和村社人口的增长，村社的规模日益扩大，可耕地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因此不排除村社内部也要定期或不定期的重新分配土地。
      　　为了适应村社发生的以上变化，尤其是伴随村社人口的增加和村社规模的扩大，为了增加剥削总量，国家的统治策略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其关键就是改变以往对“邑”或“族”的整体剥削，而实现对“民”的直接管控和剥削。具体内容是：建立户籍制度；国家授田制度；在国家授田基础上的租赋和徭役；普遍的义务兵役制等等。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国家形态也有上古时代的血缘组织向中古时代的地域组织演变，应该说日渐成熟。当然，这种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后历经了六百年左右。
      
      　　国家统治策略的演变发端于西周末年的周宣王时代，由于王师败绩于姜戎，为了扩大财源和兵源，周宣王被迫“料民于太原”，此“太原”不是今天山西省太原，而是指关中平原北部的王畿之地。“料民”实际上就是在“太原”地区进行人口的普查和登记。但周宣王的“料民”之举因为朝野的普遍抗议而最终失败，而没落的西周王朝也终于因为自身体制上的僵化如日落西山般走向败亡。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权力下移至诸侯。一个诸侯国能否进行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往往成为其能否实现富国强兵，进而荣登“霸主”宝座的关键。“春秋首霸”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其措施有：“参其国而伍其鄙”，“相地而衰征”。前者主要是对“民”进行严格的编制，后者主要是根据土地的情况进行实物剥削。公元前645年，晋国（晋惠公时代）实行了“作爰田”、“作州兵”的改革，以内容基本上也是为顺应当时“个体劳动”的潮流，成为晋国长期称霸的重要政治基石。后来的中原各国也都纷纷进行了诸如此类的改革：如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郑国的“作丘赋”等等。
      
      　　但各个诸侯国进行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只是实现了国家的表面、短暂的富强。要知道，春秋时代仍然是贵族采邑制度，国家赋税、徭役及兵役的征发还是通过诸侯与国内各级封君也就是卿大夫的权利义务来实现的。伴随着国家整体国力的虚假强大，卿大夫对所属封地的控制越来越强，与诸侯的分封体制相比，卿大夫在封地内却实现了集权。因此，到春秋后期，步“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后尘的是“诸侯衰微，大夫夺权”。而且，前面诸侯国的改革越彻底，卿大夫的集权程度越高，实力越强大，所以才会出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而郑、鲁、宋、卫等国虽然诸侯大权旁落，但国君依然保有诸侯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