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4-1707:54:23
      　　一三七最后的杀戮
      　　史上对于我的评价一向以隐忍、阴狠、毒辣为主，其主要原因就在我在249年的这场政变上，但是我从来没有对此后悔过。
      　　曹爽是我的敌人，我们之间绝不是寻常的政争，曹爽所代表的是曹氏皇族，我如果太过仁慈，放过他们，就决起不到特殊的警戒作用，曹氏皇族势力在我百年之后绝对会卷土重来，疯狂反扑。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自古对敌的法则就是这样。
      　　说我残忍狠毒的人其实没经历过古代政治的残酷，没经受过惨痛的教训，没尝过血腥的滋味，一言以蔽之，他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其时，曹氏的根基仍旧很深厚，他们的势力仍旧很强大，权臣与皇族的矛盾注定是不可调和，不可缓解的，甚至于你想放弃自己的权力，乖乖就顺，他们都不可能消除心中的疑忌，何况现在我已经与曹氏结下了如此大的仇恨，何况我根本就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力！如果能够放弃的话，我早在诸葛先生死的时候，在公孙渊被灭掉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要放弃何必等到现在，何必多次一举！我实不敢，不能，不愿放弃！
      
      　　《三十六计》是一门争战的学问，它既适用于战场征战，又适用于商战政争，这三处是最注重实力，最充满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最能呈现出你死我活的状态的地方，所以人要在这三个地方混，要想在这三个地方出头，取胜，除了必得精通《三十六计》的心法，更必须比敌人，比对手更多一层狠劲。
      　　人只有狠劲不行，不能深谋远虑，进退自如也不行，只有狠劲者那是流落山头的草寇、土匪，只有智略者那是纸上谈兵的赵括，只能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真英雄缺一不可。
      　　正如《厚黑学》所言，竞争之中，战斗之中，如果对手太过强大，那你就只能采取先将对方根基挖空，或者集中全力攻其要害的做法，此即是所谓的“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擒其王，则能取其首脑，促成敌方整体瓦解，抽其薪，则能使一锅沸水冷结成冰，如此我就势必要拿曹氏目前的这个王曹爽开刀，势必要将皇族之薪一一抽调，我甚至有必要彻底摧毁他们的意志！
      　　历史上有很多人在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却败给了对手，其原因正在他太过心慈手软，给了对方以喘息的机会，比如说项羽。历史上也有很多人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倒了对手，但是他们在最后却对处于下风的对手产生了同情、怜悯，结果导致功亏一篑，这个典型仍首推项羽。心存同情、怜悯，或其它种种原因导致的半路缩手，其结果只能是使你的对手心存侥幸，意志坚定，对你的愤恨更为加剧，从而更起残酷的报复之心。这世上不仅仅有我懂得厚黑之道，实际上正如教主李宗吾所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厚黑，只是有些人不说出来罢了。那么，在敌人强大，在被人打败的时候，能够装作友善，装作可怜，装作柔弱的人就肯定不止我司马懿一个，任何人都可能暂时施行韬晦，等待机会，在寻找能最终将你击倒的突破口。
      
      　　那时候你的敌人会不会仍像你一样刀下留情呢？而且你是否还能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人生无多，你的胜利来之不易，你是否一定需要这样的折腾呢？
      　　所以战争之中，你必须要彻底底根除你的敌人，不但不能留有半点仁慈，手下留情，而且要不惜落井下石，不留半点隐患。“除恶务尽”这才是你向敌人要和平，要安全的唯一手段，尤其是对那些注定要终生做你的敌人，无论如何也要做你的敌人，永远也不可能感化、笼络到的那些人。
      　　我正是这样做的。
      　　日期：2014-04-1908:50:14
      　　正月初十，在取得政变的胜利之后，我首先拿下了黄门张当，因为有人告发张当，说他曾私下里将宫中才人转送曹爽，与曹爽一定怀有奸谋。这个有人，却并不是我指使之人，但是曹爽是否真有奸谋却完全由我说了算。曹爽居然敢**先帝才人，自是大逆不道，这实际与谋反的行径已经相当，我认为我对张当这个人和这项罪名的选择都极为恰当。
      　　在廷尉的严刑拷打之下，张当果然不久供认：“曹爽何晏等早就阴谋造反，他们已事先秘密训练军队，准备在三月中旬发动。”那么这个供词一出，那就怪不得我违背诺言，撕毁合同了，谋逆之罪天理难容，我如今只有公而忘私。
      　　我随后请旨将曹爽等下入大牢，偏偏却将一个何晏留了下来，命他会同新任司隶校尉卢毓一起审理了此案。钟毓素称精通法理，是曹爽一党的仇人，用他这很自然，可是用何晏是何道理呢？众人对此都迷惑不解。
      　　不但众人迷惑，就是何晏也不明所以，但是何晏为了表达忠心，祈求活命，便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来彻底清查曹爽等人。何晏无疑最了解曹爽等人所为，所以这个案子以最快的速度就有了眉目，而且祈求与曹爽划清界限的何晏在此时简直不会为曹爽等人说一句话，他甚至比我还可能要力证曹爽——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这足以堵住众人之口，令其自证其罪。
      
      　　当何晏将案卷呈送到我面前时，我大致看了一下，微笑着道：“犯罪的有几个家族？”何晏于是掰着指头对我说：“曹、邓、丁、李??????七个家族。”我摇头再次微笑，说：“不，不对，你列的不全，应该有八个。”何晏穷急无智，明知所指，不由脱口而出：“难道还有我吗？”我当即厉声喝道：“正是！”于是何晏随后也遭到逮捕。
      　　你读到此处想必对何晏尤其能够产生同情，对我的残忍狠毒尤其能产生厌恶，实际上从表面来看何晏相对于曹爽等人来说的确还算是比较正，比较有作为的，其人对我的威胁也算小的。
      　　何晏身上所体现的更多是名士的弊病，他本人颇有真才实学，他在吏部尚书任上虽有邓飏这样的贪鄙之徒时时捣蛋，但于人才的选拔任用之上还是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而且他因为幼帝曹芳所为太过荒唐，还曾很认真地写过两道奏折苦苦相劝。那么我何以非要以如此残酷的手段来对待何晏，要杀死他呢？这个原因我不妨以孔子杀死少正卯的故事来解答。
      　　少正卯是春秋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他的名气甚至曾一度压倒孔子，使孔门学徒出现“三倾”的局面，因此当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要杀死少正卯时，孔子的弟子子贡就进见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最有名望的人之一，你杀掉他，岂不是很大的失误？”这个失误一是贤人杀不得，第二子贡或许也担心有人说孔子是嫉贤妒能。
      　　孔子因此回答子贡说：“人有五种大恶，但盗贼不属其列。一是行为邪僻而顽固不化；二是内心通变而阴狠毒辣；三是窥人隐私而无所不晓；四是言辞虚伪而奸佞辩饰；五是顺适逆流而冠冕堂皇。这五条，若有一条对得上号，就不见容于当世君子了，今少正卯兼而有之，此乃小人中之枭雄，故当诛之。”
      　　少正卯到底是何等样人，孔子到底为何杀他姑且不论，但是何晏却一定是这样一个“兼而有之的枭雄”。何晏行为之邪僻想必已不用我多说，此人孤芳自赏，我行我素，虽经明帝打击屡遭挫折而仍不改其态，足见顽固不化；玄学为通变之学，何晏为玄学领袖，不谓非通变之人，而其最后作为法官不惜跟同造假，落井下石的行为不谓不阴狠毒辣——他如果能善良一些，我或许不至于对他如此戒惧；以下之窥人隐私而无所不晓或有牵强，而言辞虚伪而奸佞辩饰及顺适逆流而冠冕堂皇却就更是何晏这类名士的强项了，孔子说此五大恶中有一便该诛之，何晏岂不该一诛再诛杀上十回百回？
      
      　　这种人留在世上的祸害其实就在巧言乱政，败坏世风，他甚至能够以“学术”杀人，以“学术”毁掉一个国家。想一想何晏的名气有多大啊，他的身份有多特殊啊，他的行为有多出格啊，他作为一个学派的领袖，作为一个顶级偶像，其能量其实是后面被杀的夏侯玄与嵇康远远不及的。他们这种人的危害（夏侯玄与嵇康稍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其实是我早就看到的，但我杀死何晏的举动只能暂时消除隐患（包括政治颠覆上的），却终究阻止不了这种人在晋朝的泛滥。在晋朝，何晏的徒子徒孙何其多也，那时候的晋朝乌烟瘴气弥漫，已到了怵目惊心的地步，这一点你们是早作了论述了的。
      
      　　虽然说你们仍能从中找到它积极的一面，但这所谓积极的一面是与我们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与我们那个时代的治国极其无益的。时代的观念，时代的民众基础，国家治理的根本难道可以忽视吗？
      　　总之，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桓范、张当等随后都被我全部处死了，按照当时的惯例，其父母妻子三族之人也未得幸免，这是我继公孙渊之后又一次的大手笔。桓范本已官复原职，本不至于死，可是那个逃去的司蕃又回来了，他跑到大鸿胪处自首，将桓范出走时的话供述出来。桓范的话触了我的大忌，使我听了大怒，我因此问有司道：“诬人谋反该当何罪？”有司回答：“当以他所诬告之罪处置。”于是桓范也就与曹爽一样被定为谋逆之罪。
      
      　　这起大案之中，朝中大臣几乎全呈一边倒的态势，有司一律在仰承我的意旨办事，此足以见曹爽之不得人心，但也使我对人心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未免使我有些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