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颖败于幽州刺史王浚的部队（汉族、乌桓、鲜卑骑兵混编）后，刘渊虽然极度蔑视无能的司马颖，但看在旧交情的份上准备援手，刘宣再次劝阻他：“西晋无道，把我们当奴隶。所以当年右贤王刘猛才反晋，他兵败被逐杀，是单于您的耻辱。现在司马家内讧，是老天要我们来替代它。单于您德才兼备，连汉族人都钦佩，正是有一番大作为的好时机，复兴祖先的大业。鲜卑、乌丸和我们风俗习惯相似，是潜在的盟军，为什么要进攻他们帮助我们的仇人晋室呢。请单于考虑和实施我的建议！”聪明的刘渊也很快接受了这位匈奴长老的意见。这里我们再次看出西晋皇朝压迫少数民族的不明智政策不得人心。
      
      
      日期：2009-10-22　12:01:39
      
      　　匈奴人本来能征惯战，机智有谋的刘渊又打出刘汉的旗号（自谓根据母系与汉人是甥舅之亲，汉为兄长，匈奴是小弟，兄终弟及顺理成章），所以起兵后近乎所向无敌。刘渊麾下不仅是五部匈奴、各路杂胡，立国后军队数量短时间内就从五万人膨胀到十万之众，其中有大量不满上层腐朽统治的汉人士卒。刘渊建国不久就赶走镇守并州的司马滕（东海王司马越的胞弟），屡次击败西晋政府军，山西境内只有晋朝名将并州刺史刘琨能够立足晋阳城勉强抵抗。汉军占领河东地区后，地方上汉族百姓自保的垒壁坞堡势力纷纷请降，陕北四部鲜卑陆逐延、关中氐族豪强单征也主动来投靠，山东著名的汉族反政府军力量王弥、牧马村起兵的汲桑势力都服从刘渊的号令。在汲桑的队伍里，就有奴隶娃子出身的后赵帝国的创始人，羯族豪杰石勒。
      
      　　刘渊起兵各地汉胡百姓纷纷响应，各路反政府武装和西晋政府军作战势如破竹，这些信息都暗示我们西晋皇朝的统治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晋书记载，匈奴汉军对阵晋军以一当十，与西汉皇军骑士“一人敌胡兵五”完全颠倒过来，这里固然有少数民族和汉族多年杂居融合后技术和战术提高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人心向背。西晋以来上层和士族地主集团不断强化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底层人民苦不堪言，八王混战让大家对司马氏族彻底失望，因而反政府一方战意高昂，政府军武装士气低落、无意腐朽政权卖命，这些才是西晋军队不堪一击的核心原因。到了前赵、后赵后期，由于刘曜、石虎滥杀百姓，凌虐非本族群体，广大汉族贫民对少数民族政权抵触情绪严重，以流民为主的晋朝政府军才表现出正常的战斗力。
      
      
      日期：2009-10-22　12:40:31
      
      　　刘渊时期的匈奴汉国不仅军事实力强劲，而且政治上相当成熟。刘渊结合实际，参考历史上汉族皇朝的做法，创造性地发明了“胡汉分治”的行政体系，这个体系后来为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借鉴，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国长期也抄袭刘渊的发明。
      　　迁都平阳后，刘渊在京畿设置左右司隶，管理平阳周围的43万余户汉族民众；在平阳西设单于台，下辖单于左右辅，管理六夷二十万落。所谓“六夷”，即“胡、羯、羌、氐、鲜卑、乌桓”，也有考证为“胡、羯、羌、氐、鲜卑、巴蛮”，意指当时汉族以外的主要民族群体。刘渊的这种做法明智而有益，当时聚集在“刘汉帝国”旗下为自由、安定而战的各族人民众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习惯差异很大，而且由于魏晋以来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民族矛盾紧张，为团结力量一致反晋，减少内部冲突、缓和胡汉矛盾，形势需要匈奴汉国这么去做。刘渊的“胡汉分治”不同于石姓“后赵帝国”的分治，并没有抬高胡人地位、压迫剥削汉人，只是根据经济和文化特点将各族分开管理，负责管理的人也基本是该民族的上层而非匈奴人，有点类似现代社会的“民族自治”。这种做法完全不同于北魏帝国委派少量鲜卑人控制和奴役广大被征服压迫民族的制度，也与“蒙元帝国”将臣民划分等级、族群，重用蒙古人、色目人欺压汉人的黑暗落后制度迥异，更不是雅利安人征服印度次大陆后推行的种姓制度。部分古今历史学家谴责匈奴汉国的“胡汉分治”，认为是民族歧视和压迫，显然这种说法失于细查史实，戴了有色眼睛看问题，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
      
      
      日期：2009-10-22　12:41:36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称帝，迁都平阳。刘渊麾下猛将如云，子刘聪、养子刘曜、关东王弥、石勒都是著名的战将，依靠五胡和汉族反晋势力的支持，刘汉帝国对北方西晋政权展开了摧枯拉朽般的攻势。
      　　刘渊时期的匈奴汉国不仅军事实力强劲，而且政治上相当成熟。刘渊结合实际，参考历史上汉族皇朝的做法，创造性地发明了“胡汉分治”的行政体系，这个体系后来为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借鉴，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国长期也抄袭刘渊的发明。
      　　迁都平阳后，刘渊在京畿设置左右司隶，管理平阳周围的43万余户汉族民众；在平阳西设单于台，下辖单于左右辅，管理六夷二十万落。所谓“六夷”，即“胡、羯、羌、氐、鲜卑、乌桓”，也有考证为“胡、羯、羌、氐、鲜卑、巴蛮”，意指当时汉族以外的主要民族群体。刘渊的这种做法明智而有益，当时聚集在“刘汉帝国”旗下为自由、安定而战的各族人民众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习惯差异很大，而且由于魏晋以来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民族矛盾紧张，为团结力量一致反晋，减少内部冲突、缓和胡汉矛盾，形势需要匈奴汉国这么去做。刘渊的“胡汉分治”不同于石姓“后赵帝国”的分治，并没有抬高胡人地位、压迫剥削汉人，只是根据经济和文化特点将各族分开管理，负责管理的人也基本是该民族的上层而非匈奴人，有点类似现代社会的“民族自治”。这种做法完全不同于北魏帝国委派少量鲜卑人控制和奴役广大被征服压迫民族的制度，也与“蒙元帝国”将臣民划分等级、族群，重用蒙古人、色目人欺压汉人的黑暗落后制度迥异，更不是雅利安人征服印度次大陆后推行的种姓制度。部分古今历史学家谴责匈奴汉国的“胡汉分治”，认为是民族歧视和压迫，显然这种说法失于细查史实，戴了有色眼睛看问题，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
      
      
      日期：2009-10-22　14:39:34
      
      　　各路反晋力量以刘渊为核心，短时间内就让西晋帝国濒于弥留。在双方集团的浴血互搏中，难免部分将领缺乏冷静与克制，使西晋腐朽统治埋下的民族仇恨、阶级对立恶果更加尖锐。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不幸病逝，失去了这个有号召力的各族都愿意拥戴的领袖，北部中国的混乱局面从此失去控制、难以收拾。
      　　刘渊死后，四子刘聪谋杀了猜忌骨肉的嗣君刘和夺取了皇位。刘聪虽然也是通习经史汉学的聪明之主，而且军事指挥能力出众，但是显然和父亲比综合素质逊色，特别是人格魅力。刘聪虽然俘虏了两个西晋皇帝，终结了这个黑暗帝国，但个人喜欢声色犬马，不能善用人才，一视同仁各不同民族，对功臣和战士也做不到严格的赏功罚过；特别严重的是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刘曜、石勒对他暗中离心离德，军阀割据之势在他统治匈奴汉国时期已经隐隐成势。原先投靠汉国或观望的少数民族对刘聪印象不佳，代地鲜卑拓拔部在刘琨拉拢下与刘聪公开为敌，因匈奴刘氏内部宗亲谋反事件受牵连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羌、氐上层带领族人再度流亡，抛弃了匈奴汉国政权，汉族民众也因刘聪部下军队的无端烧杀抢掠行为逐渐转变了立场。
      
      　　公元318年，刘聪死其子刘粲继位。不久窃取了汉国政权的外戚靳准发动政变，将平阳城内的匈奴刘氏宗室无论少长皆斩于东市，自号大将军、汉天王，遣使向东晋称藩。刘聪族弟大将刘曜闻讯从长安出兵平乱、中途自立为皇帝，东方的石勒也乘机向西拓展势力。消灭靳氏后，刘曜、石勒两大军阀集团呈剑拔弩张之势，刘曜为腾出手对付立足根据关陇地区的汉、羌、氐敌对势力，将平阳、洛阳以东的广大地区拱手相让与石勒，以河内24郡封石勒为赵王。由此前赵、后赵两大军阀帝国形成雏形。
      
      　　公元319年，刘曜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凭借暴力压服了关中、陇右反抗其政权的汉、羌、氐、羯、巴各族民众（以前大家反晋，现在则时常联络晋朝残余势力反汉，可见刘聪开始的杀戮和压迫犯了众怒），徙巴、氐二十余万于首都长安，又西征迫使张轨的前凉割据政权名义上顺服，随后屡屡东进与石勒集团频繁武装冲突。
      　　刘曜戎马生涯一生，修撰《晋书》的唐代历史学家将他的军事才能与秦朝名将“王剪”相提并论，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是个典型的弱智。“兼并易而坚凝难”，正如荀子所说，刘曜根本没有能力和智慧将前赵帝国的资源有效整合，更谈不上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安民方略；抄袭汉人和刘渊的一些明智统治措施也都流于形式，整体来看基本是个武人莽夫，比刘聪都差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