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暴力活动。上院否决法案的当晚，德比市群众袭击保守派住宅，导致3人被捕。次日，大批群众包围市监狱，要求释放被捕者，守卫开枪打死1人。于是群众砸监反狱，放出囚犯，接着又去围攻郡监狱。群众与当局的对抗持续了3天，死伤多人，直到军队赶来才镇压下去。10月9日，诺丁汉市也开始闹事，群众举行大规模集会，占领并烧毁了纽卡斯尔公爵的诺丁汉堡。11日，骚乱继续蔓延，群众开始袭击工厂、花园等地，12日军队增援后才逐渐平息。类似的骚动在莱斯特、伍斯特、埃克塞特等工业城市先后发生，规模最大的暴乱发生在布里斯托尔。10月29日，该城的保守派议员韦瑟罗尔从伦敦回城办事，他回来的消息立刻引起严重骚乱。群众到处搜寻他，将他可能藏身的一切建筑夷为平地。韦瑟罗尔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该城已无他半寸存身之地，这就是保守派的下场。韦瑟罗尔狼狈不堪，爬房顶逃出布里斯托尔，当局宣读了防暴令，但群众的骚动仍无法阻止。群众将前来镇压的军队逼退，军队不得已撤到郊外，暴动持续了3天，该城局面完全失控。群众捣毁了市政厅、市议会、监狱、税所、海关、主教官邸、船坞等公共设施，损失估计达30万镑。3天后，军队重新控制局势，群众死伤数百。当军队冲进广场时，群众给威廉三世的塑像上戴上了自由小帽。
      
      　　在伦敦，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自知招人怨恨，便在庄园里囤集军火，准备抗变；威灵顿公爵也不得不在住宅窗框上钉了铁条，以防围攻。辉格党目睹这一切，深知英国已到了革命的边缘，下层已经起来了，万一与中层联合行动，局面将不可收拾。因此，稳住中等阶级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而稳住中等阶级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能从原有立场后退，坚持改革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格雷政府采取果断行动，避免内战爆发，继续推行改革。政府为重新取得中等阶级的信任，中止了与托利党“动摇派”的谈判。12月12日，格雷政府拿出第三个方案，在改革的原则问题上丝毫没有退让。13日，“伯明翰同盟”发表声明，对提案表示完全满意。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英国民族用其特有的理智，两次避开了革命危机。
      
      　　这个法案很快在下院获得通过，并于1832年3月26日提交上院。由于托利党“动摇派”投票支持，法案于4月4日在上院通过二读。但威灵顿早就声明他将率领顽固派顽抗到底，双方最后的对决在所难免。为避免提案再遭阻挠，5月7日晚，格雷伯爵觐见威廉四世，要求国王册封足够多的改革派贵族，以确保法案在上院获得通过，否则，格雷政府将宣布辞职。次日晨，威廉四世通知格雷政府，“接受他们的辞呈”，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格雷政府宣布辞职，威灵顿受命组阁，改革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这改革斗争的紧急关头，人民群众再次走到斗争的前列，挽救改革。“伯明翰同盟”决定于5月7日召集群众大会，同时决定：一旦法案失败，他们就要“永不终止地运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合法手段，争取更全面更有效地恢复人民权利，而不仅仅满足于改革法打算给予的那一些。”大约有10万至15万人参加了大会，同盟宣称：“假如格雷勋爵被赶下台，或者法案被扼杀，全国各地的政治同盟将3倍、4倍地增长。”“但愿”事情不要发展到“用内战和武力抗争的最后手段来争取自由，或是用不必要的革命恐怖来影响英国贵族”的地步，因此，“恳请上院不要把内战强加给改革派。”
      
      　　但大会刚刚结束，格雷政府已宣告垮台。政府辞职的消息传到伯明翰，紧张的气氛顿时笼罩全城。同盟会员自发向总部集中，默默地守在门口，等待领袖们作出决定。5月10日上午，同盟领袖阿特伍德赶到同盟总部，他命令会员们摘下身上佩戴的会徽，因为会徽上有英国王冠。下午，同盟召开第三次大会，附近人民陆续赶到，聚集了十万之众。前两次大会的节日气氛此时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临战前的紧张气氛，到会的多是男子，如同应征出战。阿特伍德号召大家耐心等待，随后写出请愿书，派人立即送往伦敦。
      
      　　各地改革派反应强烈。驻扎伦敦的中产阶级另一大组织“全国政治同盟”于5月9日召开群众大会，要求议会在辉格党政府复职前停止财政拨款，这一要求立即获得全国支持，各地请愿书都写上了这一条。在5月9日至19日的10天危机中，全国召开了200多次群众大会，呈交300多份请愿书。成千上万的人纷纷参加各民主运动组织，以示对改革的支持。
      
      　　5月12日，国王宣布由威灵顿公爵组阁，危机进一步激化。当日，各地改革派代表赶到伦敦会商对策，“伯明翰同盟”的代表与“全国政治同盟”的普来斯举行会谈。普来斯与伯明翰代表商定了武装起义计划，约定一旦威灵顿组阁成功，伦敦就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制造动乱，拖住7000正规军；伯明翰则乘机发动革命，与全国联系，成立临时政府。
      
      　　工人阶级的态度是是否爆发革命的重要影响因素，五月危机是工人态度最积极的时期，以前他们一直是自行其是，只关心自己的要求——普选，现在，他们意识到托利党组阁会对他们更不利，因而一改以前对《改革法》的漠不关心态度。从5月10日到18日，“工人阶级全国同盟”不断召集群众大会，反对托利党组阁。在会上发言的人言辞激烈，提出了许多行动建议，其中包括抗租、抗税，以及一旦托利党建立政府，就抵制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改革方案等等。会上有人甚至提出“不是改革，就是革命”的口号。同盟指出，虽然辉格党的方案并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可以把它看作是改革的第一步，为今后的全面改革打下基础，因而予以支持。英国工人阶级的长远眼光和宽广气魄实在令人钦佩。
      
      　　5月14日，曼彻斯特的产业工人与工厂主联合召开10万人大会，会场就在当年彼得卢惨案的旧址。在改革可能前功尽弃的危机之下，当年无情屠杀工人改革派的曼彻斯特工商业主终于和工人阶级站在了一起，承认了彼得卢大会的基本原则——实行普选制。
      　　与此同时，最激进的工人阶级报纸，一贯反对支持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法》的《贫民卫报》，此时，也表示出一种积极的态度，宣称：只要中产阶级把工人当作“朋友和兄弟对待，真心诚意地主张完整的法案，并坚持争取自由人的公正、平等和真正的权力”，“就将帮助他们取得自己的权利”。
      　　一个托利党军政府的现实威胁，使得利益不同的英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在一起。在整个《改革法》斗争中，五月危机使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走到一起，团结起来，采纳共同的行动纲领。同时，也正是在五月危机中，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承认工人阶级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可以说，五月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出现法国那种中下层人民联合作战的情形，这一时期是英国最接近于发生流血革命的极危险的时期。
      
      　　威灵顿受命组阁的当晚，伦敦中产阶级的组织“全国政治同盟”的普来斯提出“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一夜之间，这个口号就贴满伦敦内外，并迅速传向外地，引起大规模黄金挤兑。英国人民响应号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纷纷涌向银行，争相挤兑黄金。英格兰银行原有黄金储备300—400万镑，10天内被提出160万镑，几近一半。5月18日，格雷勋爵觐见威廉四世之前，英格兰银行代表请他转告国王：若危机延续下去，4天内黄金储备就会枯竭。后来，有人说威灵顿是被黄金挤兑挤垮的，此话不无道理。
      
      　　5月14日，下院通过决议，宣称下院将永远不接受由托利党政府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下院表示，如果托利党组阁，议会将和他们发生持久冲突。同一天，“伯明翰同盟”发表宣言，要求国王召回格雷，号召全国人民在宣言上签字。宣言送往全国，预期将得到400万人的签名。
      　　形势迅速发展，急转直下，使得这次大签名已经不再需要了。托利党领袖在议院内外备受围攻，压力重重，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迟迟不肯入阁，使得威灵顿无法组阁。最终，焦头烂额的威灵顿不得不承认组阁失败。5月15日，威灵顿交回委任状，建议威廉四世召回格雷。威廉四世则在辉格党的强大压力下立下书面保证，表示一旦需要，他就会应内阁的要求，在任何时候册封任何数目的贵族。此后，托利党大势已去，有影响的托利党人纷纷退出上院，激流勇退，事实上不退也没有其他出路。托利党人在最关键的时刻终于退让以求保全，避免了一次流血革命的发生。与后世某些东方独裁者的死硬不同，托利党虽身为保守派，面对民主潮流，最后还是明智地选择了退却，既保全了国家，也保全了自己。
      
      　　1832年6月4日，这是一个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日子！改革法案在上院通过，3天后得到老王威廉四世签署批准。经过18个月的艰苦奋战，改革终于获得了成功！
      　　根据《改革法》，中产阶级大部分成为选民，从而获得了政治权利。在工业城市，工业资产阶级控制了本地选举。1832年的改革，使得全国选民人数从1831年的48.8万人上升到1833年的80.8万人，由占人口比例的约2%增加到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