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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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决策者们“光荣”的走了，第二代决策者们拿起了权力“接力棒”：此时的中国有九亿人口八亿是农民，农村是残垣断壁，城市里到处是工厂的废墟！怎么办呢？改革呀！自己会改吗？不会呀！请外国人来嘛，那就再加两个字“开放”！于是，第二代决策者们的伟大发明横空出世了：改革开放！
      日期：2011-09-06　12:04:18
      
      　　改革开放
      　　拿农民怎么办呢？第二代决策者们显然聪明了一些，首先要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就是要一个中国农民能够养活3~4个中国人。这就需要可怜的农民们具有生产的积极性，于是就得让农民们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这个政策就是后来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
      
      　　农民们果然不辜负决策者们的“殷切期望”，农产品的产量开始上来了，中国人似乎摆脱了饥寒交迫的囧境了，这个“故事情节”贯穿了八十年代的早期。
      　　在整个八十年代可怜的农民们仍然被决策者们无情的挤压着。但决策者们决定还是要给农民换一个身份，要把农民们改造成农民工们。可是决策者们毫无经验，是指“驱赶农民离开田间地头”的方式上毫无经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啊。刚开始时，大量的下乡知识青年陆续的返回了城市，城市里的国企很艰难的收容了他们，但国企就愈加效率低下了，不得不搞了一个实验品叫街道企业来收容城市中的新“无业游民”，可是没有有效地产出，何以为继啊？于是大部分国企和街道企业逐渐一道“玩完”了。
      
      　　但农村的实验品，叫乡镇企业的却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的通知》中，把原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赋予乡镇企业以不同于社队企业的新的性质和内容。在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家庭办企业、联户办合作企业之所以占的比重较大，是因为绝大多数地区乡镇、村级办的集体企业起步较晚，受到筹集资金和获得较好的技术条件的限制。这样在人民公社解体、国家又放宽政策的条件下，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小型企业便应运而生。这样办农村小型企业，较之只靠乡镇集体力量办较大的企业，更容易调动农民的资金和人力，从而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原来乡镇企业有大量的资源啊：其中最大的资源就是后来叫做农民工的东东；另外一个重要资源就是它有十分廉价的土地。
      　　这种成功的信息很快就传递到了决策层那里，决策者们恍然大悟：他们开始搞四个开发区！主要开发的资源不过就是“农民变成农民工”、“耕地变成工厂用地”而已！到了1992年，决策层中有一个个子稍小的人在南方巡查了一圈，吼了一句：“步子再大一些！”从此，农民工的流动大军就开始迅速的扩大起来。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同样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为什么城乡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来是有效地工作时间不同。在城市里，国企里人浮于事，导致城市里工人的有效工作小时数非常小：少到每个工作日连两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都未必有。决策者们发现城市里的工人事实上已经没有油水可榨了，将来这些国企职工的下岗已成为必然，只是时间上节奏上需决策者们来拿捏！
      　　农民工就不同了，他们要比城市工人听话的多，任劳任怨的多。过去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那点可怜的土地使他们大量的时间都闲暇着，甚至可以理解为：农民的平均每个工作日的有效工作仅1个小时左右!当把这些农民驱赶到乡镇企业的工厂里，此时变成农民工的农民每个工作日要干8个甚至10个小时的工作，可见其榨取的利润有多么丰厚！于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可是决策者们是贪婪的，他们的本质目的仍然要挤压中国的农民。这个时候第二代决策者们沾沾自喜了，他们又开始挤压中国农民了，虽然此时一个中国农民只能养活四个中国人。这种好光景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当时有26亿亩耕地（目前只有18.26亿亩）；第二个背景是还没有让那些流离失所的“知识青年们”回流到他们原来的城市中呢。当这两个背景优势逐渐消失时，就产生了1987、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当然随后1989年也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动荡！
      
      　　九十年代初期，决策者们开始反思了。他们清楚的知道，中国的农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挤压的了。于是决策者们放弃了对农民的直接挤压！但又开始了对农民的间接挤压，这间接挤压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这发明的“功劳”显然属于第三代决策者们。这个发明是什么呢？是把农民的身份换成了“农民工”！压榨的场所，也从田间地头改成了中国沿海地区的林立的厂房里！可怜的中国农民啊！
      　　乡镇企业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缺乏核心技术，同时它也缺乏资本。但是它不缺乏贪婪，这些局限性使许多乡镇企业迅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它所形成的原罪却一直在中国社会的“血液”中流淌着！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作为一种预演，给决策者们很大的启发。后来的事实证明，从此中国的经济列车不仅轰然的启动，而且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横冲直撞下去。期间所形成的辉煌的成果，无外乎对农民或者说是农民工无穷的压榨所取得，无外乎对宝贵的自然资源不计后果的变卖所取得，无外乎疯狂的破坏环境所取得，无外乎连偷带摸的依靠西方技术所取得，无外乎连蒙带骗的利用外国的资本所取得！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形成了GDP主义！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一世纪的初期，决策者们终于变得“务实”了：变得缺乏人性而冷酷无情，只剩下贪婪的本能。眼睛只盯着他们认准的钱：外汇和外汇储备！
      　　1997年发生了著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决策者们认清了：他们自己很脆弱！脆弱的原因是他们手里没有“真金实银”！他们开始果断的改造国家经济机器，抛弃大量的国企及国企的职工，但又要保留国企的“收税机器”的功能和商业银行的“出纳机器”的功能。于是，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口号就出笼了，同样国企“做大做强”的口号也出笼了。
      　　这样，大大小小的国企在关停并转的手段下，逐渐演化为高度行业垄断的、硕大无朋的“央企”！这一百余家央企不仅收编了大量的体制内的工人，同时也实践了财政税收有效增加。目前政府财政收入每年按20~30%的速度递增，央企功不可没啊。其中中石油、中石化更是这种税收机器的急先锋，所以决策层对它们关爱有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