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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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09-06　11:25:32
      
      　　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什么不能持续？
      　　中国农民的血泪史
      　　“一个中国农民能够养活多少个中国人”，我的本意是想揭示一个事实：60余年来，地球上的有一个政权，它所宣扬的辉煌的统治业绩，不过是把农民的生产能力由“养活两三个人提升到四个人”而已。其实，即使这个进步，基本是国外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比如：种子技术、化肥和农药等等。
      　　中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清醒”的少数人和“昏睡”中的绝大多数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上，每一个国民所承担的风险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你清醒还是昏睡你都必然拥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一不小心，中国人就要重新挨饿了。即使是清醒的人，也无法摆脱这个冷酷的事实。前一阵的闹剧般的“盐荒”（2011年3月末）就是将来的可能发生的粮荒的“预演”。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开始，就参加了一场“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战争产生了巨大的“费用”，国家因而负债累累。决策者渴望管理着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要搞工业化。当然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其实是军事工业化。在五十年代“中苏蜜月”的那一个阶段，中国引进的几乎每一个工业项目都与军事目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民生”的考虑。农村建设被扔到了一边，农民的生产很落后。
      
      　　一方面中国欠了很多债，一方面中国又要搞工业化的大规模投资，钱从哪里来啊？当时中国有数量巨大的农民和每一个中国农民生产出来的仅能够养活2~3个中国人的农产品！农民是无法“出口”的，于是就得“挤”一点农产品出口，以实现中国决策者的“伟大的雄心”！
      日期：2011-09-06　11:40:35
      
      　　人民公社
      　　要农产品增产又要农民少消耗农产品，于是就搞了人民公社。所谓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成立初期的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本质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收归集体！在劳动分配上实行工分工资制和票证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结果是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极影响了对农产品的生产。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国就大“跃进”了，工农业生产似乎飞黄腾达了。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却由养活3个人而逐渐降为2个人了（人民公社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降低）。农产品的总产量实际是减少的，而中国的决策者得到的却是“相当乐观的数据”，自然就要增加出口了。可怜而又脆弱的“粮食平衡”被打破了，于是不久，1960年到1962年就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可怕的粮食供应短缺！
      
      　　1962年以后，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部分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平均主义”缺欠并没有解决。农村人民公社事实上“政企不分”。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镇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可怕的饥饿使农民的生产率稍有提高，其实不过是恢复性的提高。整个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这样的一个困境：一个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养活两个多一点的中国人！
      　　注意：从1958年到1960年中间间隔了两年，正是这两年耗尽了整个社会最后的积蓄，这个积蓄指的是物质积蓄，而非所谓的钱！这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启发：如果我们把辉煌的2008年看作是历史上的1958年，那么时隔两年或三年就会出现类似于1960年的粮食供应短缺！
      　　决策者的“雄心”仍然那样高涨：他们需要原子弹，他们还需要卫星，当然他们也需要奢侈品！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发展经济手段，于是，他们只好去“挤压”中国农民！决策者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他们懂得提高农民的总数量也同样可以扩大“对中国农民的挤压效果”，这回他们有了新的发明：鼓励生育，让那些中国“愚昧的妈妈们”生产出数量越来越多的农民！当时的口号叫“人多力量大”。持不同意见的马寅初就成了牺牲品了。
      
      　　孩子生得多了就意味着将来有更多的可以被挤压的农民，但那是“将来时”啊，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早期，中国的农民数量仍然不够决策者们的雄心的需要，那么农民从哪来呢？伟大的决策者们又产生了伟大的发明：将城市里的年轻人驱赶到农村做农民！当时的口号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早在1955年4月，中国的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中共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这个意见得到决策者的首肯。因为是一箭双雕之举：城市里吃闲饭的人减少了，中国农民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了。
      　　1968年12月，决策者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近百万人。
      　　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却是广大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教育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当地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知青在农村没有归属感，是匆匆的“过客”！所以，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的人口进一步膨胀，但可怜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却一直在下降，已经下降到无法再下降的地步了。伟大的决策者们实现了最后一项伟大发明：“窝里斗”！当时把这种斗争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伟大的第一代的决策者们，要么安详的进了水晶棺材里，要么安详的被撒进大海里。临死前这些决策者们拥有了号称的原子弹和号称的卫星。他们在弥留之际仍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饿肚子问题，换句话说此时的一个中国农民连2个中国人都快养活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