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节

作者:曹立仁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174章/359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宗教宽容问题，其实还是不列颠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抗罗宗内部可以宽容，但是对于犹太人，对于公教徒，不列颠社会还是没有进入宽容的时代。
      　　18世纪不列颠议会也曾经讨论过放宽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允许他们成为合法的不列颠臣民，但是遭到了社会各界声势浩大的反对只好作罢。
      
      　　整体来说，不列颠政府在18世纪对于穷人争取权利而作的抗争基本都是宽容克制的，而穷人们的抗争也相对克制。真正这两起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的起源，都不是经济问题的抗争，而是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抗争。
      　　这一现象要到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才开始出现改变。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展现出来的暴力力量激励引导了不列颠的一些穷人，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的残酷可怕场面也让不列颠政府加强了打压力度。
      　　这一事情政府对于改善穷人的处境根本就没有什么新的作为，基本还就是沿袭着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救济法案和还有爱尔兰的1662年救济法案。
      　　教会还在进行着济贫的工作，但是光靠教会的力量并不能改变不列颠穷人们的悲催处境。
      　　在1720年代的时候，伦敦的贫民窟里已经出现了弃婴，有许多人把婴儿丢弃在教堂门口。但是当时的教会并没有有效的婴儿看护能力培训，这些弃婴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是全部死亡。
      　　托马斯-克兰ThomasCoram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板，他是在新英格兰作买卖发财的，他是一位慈善家。他也参与了当时的“社会试验”项目，他曾经自己主导过在缅因州的穷人殖民拓荒试验，但是不幸失败了，后来他入股参与了乔治亚殖民地的建设，为欠债入狱的英格兰人提供一条改过自新的出路，当然，后人知道，这个试验项目最终也没有按他们当初设计的方向发展。
      
      　　18世纪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城市，借贷消费的方式在伦敦城也很流行。一些追求和自己财力不相称生活方式的人，就这么入狱了。当时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欠债两英镑无力偿还，就要入狱，这相当于21世纪的两百英镑左右。
      　　托马斯-克兰退休回到伦敦之后，他发现了贫民窟弃婴的悲惨社会现象。统计学在发展，但是统计出来近乎百分百的婴儿死亡率，又能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克兰到处奔走募集资金，终于在1742年建立起了“弃婴收容院”FoundlingHospital。这个弃婴收容院里长大的孤儿，都会接受教育知识培训，让他们长大之后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我们之前讲述“医院骑士团”历史的时候曾经说过，Hospital原本在拉丁文和英文里的意思是“收容院”，耶路撒冷创立的医院骑士团，其实最初就是一个救济穷人的收容院组织。中文的翻译者不理解词意的历史演变，把这个骑士团翻译成了“医院骑士团”。
      
      　　弃婴收容院慈善基金至今还在运作，只是搬迁去了别的地方。最初的原址现在是“克兰游乐场”CoramFields，供小朋友们游乐玩耍。
      　　这个专业的弃婴收容院并不隶属于任何教会，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个独立孤儿院。
      　　伦敦人树立了雕像，纪念这位有爱心的慈善家，托马斯-克兰。
      　　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an也是这个年代崛起的一位教会领袖人物，他奔走在英格兰和美洲，大声疾呼人们不要麻木沉沦，不可沉醉在罪恶的自我满足之中。从神学立场来说，卫斯理其实更接近抗罗宗里一个非主流的支派，阿民念派Arminianism。他的布道是对主流卡尔文主义的挑战和颠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此时不列颠教会和政府对他的迫害打压。至少在抗罗宗的大伞下，宗教宽容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后世历史讲述也许有夸大约翰-卫斯理在当时的影响力，毕竟他去世的时候，正式加入卫斯理教会的信徒人数不过八万多人左右。但是他在当时冲击震撼了趋向麻木的英格兰社会，这应该是一个事实。当时加入卫斯理教会的，有雅各宾党人，有共和主义者，有原清教徒，也有原公教徒，有富豪，也有穷人。这种人员结构的多元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卫斯理疾风烈火般的控诉和警告，的确是触动了当时社会各界的良心。
      
      　　穷人在不断增加，处境在走向艰难，不列颠的犯罪事件也开始增长了。
      　　这个时候的歹徒们已经表现出了各种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公路抢劫啦，球赛作弊啦，这些大案子都能让中产阶级们在报纸上追看好多日子，在咖啡厅和俱乐部里增加许多八卦话题。
      　　但是真正会影响到大家生活的则是城镇里开始增加的小偷小摸行为，我们如果看当时的报纸杂志，会看到一个有喜感的现象，大家都在呼吁，加强警察队伍建设，提高破案率，但是我们居然没有看到大家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初期的警察本身也和歹徒差不太多，漫画上的讽刺和报纸上的控诉并非都是八卦，当时有的警察的确和歹徒们是有着合作关系。
      
      　　菲尔丁兄弟们FieldingBrothers算的上是尽责忠诚的职业警察，他们也奔跑迅速，可是他们再努力，也没有能够真正扑灭辖区内的犯罪率。
      　　伦敦政府开始加强了惩罚力度，从押送到西印度群岛作奴隶发展到直接处死，也不能扑灭犯罪。
      　　死刑这么严重的后果，给法官和陪审团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结果是定罪变得非常谨慎。我们看到许多庭审记录，都是这个结果，毕竟那是一条人命，为了小偷小摸就处死，这样作的压力太大。
      　　就算是真的判定了有罪，其实罪犯还可以上诉祈求宽恕。结果就带来了司法体系的上下不一致，这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特色。整个司法体系陷入了混乱，政治操纵行为明显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