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节

作者:长安射天郎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160章/178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变法容易，心魔难破。关系社会与传统官场文化积淀的烂污即便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去洗白。尤其是在未来的社会过渡期，难保出现些部分懒人躺在福利保障上为生以及相关公务人员贪污、舞弊和惰政的惯性困惑。然而这个被有些批评者称为“民族诅咒”实际当归类为“道德风险”的病态习气必须被克服，否则中国难以轻松前进。很可能我们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或者说深受当代畸形社会风俗毒害的那批人逐渐淡出社会主流，才能迎来一个真正健康文明的社会，国民发展赖以为系的法律和制度方可以顺畅运行。
      
      　　三权分立是首要原则，所有的法律皆应仰承贯彻国民的意志，保障国民的利益，捍卫公民的权利。司法与行政都是执行层面的，必须受制于立法环节和社会监督，此即所谓“公权领域，法无授权不可行”以及法律的阳光运行。
      　　针对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惩治社会腐败，确保社会公正，公权廉洁高效运行的问题，同样适合于通过法律的调整来矫正作奸犯科者的毛病。
      日期：2011-12-2611:12:34
      
      　　未来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个人以为应该在这几个环节改进：
      　　1）强化对非过失性犯罪或者有预谋犯罪类别中无特定侵犯对象以及侵犯公众的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
      
      　　不论是侵犯人身犯罪还是一般利益侵害犯罪，无特定侵犯对象或者侵犯对象为公众的犯罪行为的潜在危害面都太广，其侵犯对象是社会全体成员而非特定的个体，尽管前者是从潜在或然率上讲，而后者通常是实际真实发生了的。
      　　故意犯罪行为中，存在因为社会生活中特定矛盾或利益纠葛而诱发犯罪的普遍情形，比如普通的报复性犯罪就是一种典型。如果不是构成恶性人身伤害结果，那么我们多少可以理解犯罪者的行为。而无特定侵犯对象的犯罪则不同，与犯罪分子毫无瓜葛的社会成员都可能成为其侵害对象，比如街头偷窃、群发短信诈骗、虚假电视广告、地沟油等。当代中国社会秩序混乱、公共安全状况不佳，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此类犯罪惩处不力，犯罪分子即使被惩罚，其违法成本也不高。因此，有必要对犯罪人因本身的恶念或不法欲望而对不相干的人或社会人群实施犯罪的行为予以重惩。
      
      　　这条原则对于遏止和防范公务人员利用职务权力的腐败犯罪行为可以说也非常有力。
      　　公务人员的高发犯罪行为一般是贪污、舞弊和渎职。贪污属于直接侵犯公产，构成对全体纳税人的财产权侵犯。舞弊往往以中国人惯称的以权谋私或贪赃枉法的形式表现，通常会妨害或迫害自由、公正与平等原则。公务人员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或其它好处，动用公权资源或者私人影响力给某些对象提供方便，通常会伤害相关者的权益（受害者一般与犯罪人本无直接关系，因为事件关系才受其伤害），即使像给囚犯减刑这样并不影响他人的操作，也可能有损社会公正。渎职犯罪则表现为当事者责任心缺乏而给公众造成某种伤害或损失。
      
      　　贪污与舞弊都属于有意识的行为，具有客观主动性，其侵害公众利益或者无特定侵犯对象的性质符合重惩原则；渎职则往往属于被动性的过失犯罪，可以排除出重惩范围。贪污和舞弊虽然一般都是经济性犯罪，不像人身伤害那样性质极度恶劣，但是具有恶劣的“负外部性效应”，对社会构成的伤害很难估量。未来的中国绝对有必要通过重惩来扭转社会风气，保证全体国民的最大福祉。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界定政务官或者普通公务人员舞弊犯罪行为时，应该将政治性事务中集体民主表决类型的决策型事件排除，一般的政治游说属于合法行为。鉴别游说与行贿受贿而舞弊的差异，一般可把握是否存在“钱权交易”或“准钱权交易”行为。一般政治性事务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在民主科学的决策体制下出现失误也是正常的，如果没有“钱权交易”影响而确实出现决策结果因游说干扰而严重偏差的情况，通常属于政治丑闻类别，适用的是弹劾罢免原则。对于一般公共事务，正常会有成法或成规指导相关操作，人们要求的是公务人员照章办事，不需要他们发挥创造性或别出心裁，立法或制定规矩则根本就不是行政体系的事情。因利益干扰而导致成法的执行走形，那就必须严肃追究和惩处相关行政人员。
      
      日期：2011-12-2611:15:31
      
      　　2）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实行陪审团制度。
      　　中国当代司法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制度性缺陷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公众监督。侦察、检察环节的专业性极强，通常还涉及保密性原则，而公开审理的法院环节不应该像当下这样授予法官和律师过大的自由发挥权力，引进西方法律体系的公民陪审团制度就可以非常好地平衡法庭的力量，还可以全面提高国民的法律素养与守法意识。法官主持和提供相关服务，检查官公诉和监督，律师申辩，陪审团裁决，这种审理判决体系对刑事案件非常合适。民事案件可以依据当事人的意愿以及案情的简繁来确定是否需要陪审团出席，允许法官审理的情况。
      
      日期：2011-12-2611:20:12
      
      　　3）量刑环节启用累计制度。
      　　有时我们会看到国外法庭判决某个罪犯监禁数百年，部分国人不理解，觉得老外很搞笑，人生不过百年，判决他坐牢上百年有意义吗？
      　　其实真正浅薄可笑的是我们自己，这种“怪异判例”才真正符合法律的精神。
      　　中国人习惯对罪犯的处罚分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三大类，还创造了诸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严打、从重从快，数罪并罚，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初犯、偶犯、从犯及立功者从轻处理等中国式司法概念。然而我们这些做法及发明创造在国际法学界看来都是不严肃、不规范的，或者说概念感性、模糊，有些还存在明显的内在逻辑冲突。这些特色基本都可以归类为早年“无产阶级专政”意识的遗产，暴露出中国长期以来法治水平落后、粗糙，法律领域人治色彩浓厚的缺陷。毛时代创制的人们普遍专业素养不足，意识形态与今天格格不入，所以原来那么搞还能理解，但21世纪了还萧规曹随就属于愚昧了。比如西方也有“立功赎罪”这个概念，他们叫“污点证人”，但对于这些罪犯的免于追诉、从轻指控或者减轻处罚，西方法律体系有明确的定性制度和量化标准。再如“数罪并罚”概念就隐含了包容重复犯罪或者多项犯罪的内涵，这与法律维护秩序、预防和惩罚犯罪的宗旨是直接矛盾的。
      
      　　在讲求人道主义的现代社会，各国一般对死刑判决都非常慎重，有些国家甚至还废除了死刑制。那么对于重罪分子、多罪分子这些破坏秩序能量很大的坏人如何来给予惩罚，怎样威慑社会上潜在的不法之徒？这就需要累计量刑，依据犯罪者的实际罪行判他服刑上百甚至数百年，让囚犯终身坐牢，限制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及秩序破坏力。这也是与司法实践中的减刑相互照应的一个必要措施。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一个该死的社会罪人因为法律的仁慈而免于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有可能因为所谓的劳动改造表现好或有立功情节而减刑，这样可能没关多久就出狱了，显然这种情形是荒唐的。
      
      　　所以将来的中国还是应该遵守一般国际量刑原则，即根据犯罪人的罪行、客观是否主动、可补偿受害方或赔偿的程度以及基本刑罚标准来确定判决方案。
      日期：2011-12-2611:28:56
      
      　　4）服刑环节应坚持期满释放的一般原则。
      　　罪犯被判处监禁的目标就是限制其人身自由，让他对自己的错误或罪责承担责任，服刑满期是他正常应接受的合理处置。劳动改造这种“无产阶级法律概念”应该退役了，同时也不宜轻易减刑。至于囚犯应享有的人权保障社会应当认可，比如生病、生育时的保外就医，亲人危病或丧亡允许短期出狱探望及料理丧务，妻子分娩可以申请照顾等一般人道性措施。
      　　对于在服刑期间确实有重大立功表现者，一般适用于捍卫或促进国民利益以及其它有益于社会的突出行为，比如英勇救人或救灾，或者是重要的科技发明、科学发现等，而不是中国习惯看重的揭发他人协助办案人员立功或空泛的改造表现好的情形。对于这些为数很少的刑犯可以采取赦免或缩减刑期的公正奖励办法。赦免与减刑可以考虑分为特赦和一般赦免、减刑两大类，前者应由足够数量的国民提出申请，后者可由刑犯本人或委托人带为申请，由国家设立的专业委员会审核。总体上基层司法部门，特别是监狱管理方，要回避相关事宜，以减少徇情作弊的可能性。
      
      　　通过上述法律体系的合理改良，我们可以有效的震慑和惩治公务人员犯罪，同时逐渐培养全社会法治至上、公民社会的良好氛围。期以十年，社会风气应该就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再花十年巩固成果，一代人之后中国有望告别古老鄙俗的人情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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