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节

作者:应侯范雎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107章/119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为了便于干预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涨，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并没有兼任文职干预政务处理。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
      　　当然那时朝廷纲纪已经大坏，长沙王肯定会以军职直接干预朝政，但是长沙王即使干预朝政，他也无法做到专权。齐王当初架空惠帝的朝廷，在洛阳另组军政府，政由己出，长沙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仿效齐王，那只能将权力交还给朝廷，而当时尚书台与中书省的长官都不是长沙王的亲信。
      　　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峙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都是阳奉阴违，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则是河间王的党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间王成为执政；而司马繇与司马越两位王爷是长沙王的族叔，辈高年长，自然不也会对长沙王唯命是从。
      
      
      日期：2009-07-14　14:27:52
      
      　　（继上一段）
      　　洛阳之内有诸大臣掣肘，洛阳之外还有成都、河间二王虎视眈眈，长沙王应对的策略是稳住河间王，与成都王结盟。毕竟，成都王与他在同一个地方出生、长大，有共同的父亲，共同的兄弟姐妹——以上其实是彼此心知肚明的借口，皇子之间谈亲情未免太奢侈了。
      　　结盟的真正原因是此时正是成都王的鼎盛时期，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据说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不过想来那些真正刻不容缓的、有可能损及长沙王利益的事情，长沙王都会体悯弟弟，从而替成都王代劳解决掉。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姿态，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武器。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在这种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据史料记载，太安二年初皇帝为此下了两道诏令：一道是派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从汉江逆流而上，去支援与李特相持的益州刺史罗尚。同时向荆州大规模征兵，扩充蜀中的军队；另一道是派遣侍中刘沈去蜀中，假节，统领益、梁两州军事。
      
      　　这两道诏令前一道与新野王司马歆有关，如果新野王有割据自雄的野心，他肯定不愿意荆州的军队跑到蜀中去打仗，损兵折将不说，打赢了也无利可得，他肯定会阻挠这道诏令的实施，比如用偏师替代主力，或者干脆不出兵虚报人数，河间王就是这么干的；幸好新野王是个怯懦平庸之辈，因此宋岱得以带出三万劲卒，在蜀中建立奇功。只是祸福相倚，宋岱后来病死蜀中，等荆州也发生叛乱的时候，新野王就实力不济了，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后一道诏令表面上看似平谈，实际上却会损及河间王牙眼。河间王坐镇关中，都督雍、秦两州军事，关中（雍州）、陇上（秦州）、汉中（梁州）、蜀中（益州）从战国秦惠王时期开始就联为一体，唇齿相依，关中动乱是蜀中动乱的源头，蜀中动乱又会反过来影响关中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局势，按理说河间王应该是最关心蜀中局势的人，可事实上河间王显得十分冷漠，为什么？因为当时河间王正全力与齐王争权夺势无暇西顾，他仅仅派过一支偏师去蜀中聊尽人事，偏师的统帅是督护卫博，此人并非河间王的心腹，手下也并非强兵劲卒，理所当然的大败而归。如果河间王不是将关中精锐派到洛阳与齐王争权，而是派到蜀中去平叛，区区李特不可能兴风作浪。河间王乱臣误国贻害天下，实在是罪不容诛。
      
      　　如今长沙王派刘沈去主持平叛大局，就是看出河间王心怀鬼胎，不敢对他抱希望。河间王却对此反应激烈，此人的可恶之处就在于他自己不仅不救火，还不许别人救火，刘沈借道关中，结果在长安被河间王扣下了。
      　　河间王扣下刘沈的原因大概是他对刘沈这人不放心。刘沈死后进了《晋书.忠义传》，是晋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于幽州蓟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刘沈年轻时先在州郡任职，后来被卫瓘发现并器重，征辟为掾属，此后逐步升迁。齐王执政时期，刘沈出任齐王左长史，虽然他并非齐王的心腹，但是这一段崭新的经历足以让河间王心生忌惮。刘沈或许不会刻意与河间王为敌，但是有一定可以肯定，河间王无法驾御此人。
      
      　　而此时关中局势已经十分严峻，河间王与皇甫商之间的矛盾公开之后，皇甫商的哥哥、秦州刺史皇甫重无疑站在了自己弟弟一边；刘沈呢一向以忠义著称，对朝廷唯命是从，而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又被河间王视为潜在敌手。秦、梁、益三州毗邻，如果刘沈取得了梁、益两州军事指挥权，再与皇甫重联合，河间王在关中的统治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放刘沈到蜀中去。至于蜀中战火越来越炽热，罗尚的处境日益危险，河间王就不管了。
      
      　　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皇帝任命的，持有皇帝的节杖，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许雄等人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皇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
      　　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的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手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除了借力打力，指望依靠地方军事力量去平定叛乱，长沙王能动用的资源所剩无几了，但是中央如此微弱的努力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荆州兵还没抵达蜀中，就已对叛军构成山雨欲来之势，在此强大压力之下叛军内部发生分裂，罗尚趁机发起进攻，斩杀了李特，几乎将叛军逼上绝路。
      　　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尔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捅兵自重，以邻为壑见死不救，就如一团散沙，最终被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