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沈从什物堆里拣出一个出入证，是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性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持有者照片，但填写着他的姓名：林立果，男，24岁，干部。小沈让我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按年岁及住空军大院推断，估计是机组的一名成员。我顺手拣起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即没有装订的空白本子，一头用胶粘住，用完一张可随时撕掉)，前面几页有用铅笔写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字，像是随想随记的，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它的意思，我只好把有字的几张拍照下来。此外，还有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空白的红塑料皮“学习”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的人民币，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我让小沈把枪支号码、子弹数量及其他物品登记下来。他说没带笔和纸，我说快去把小王唤来，他带着本子和笔。小王过来后，我协同他把应该登记的一一登记下来。
      
      在这堆什物的旁边，我看到了几只散落的鞋子，有一只是模压底半高腰黄色翻毛皮鞋，烧得拧成麻花状，但黑色鞋带还系在上面；有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鞋面镂有带花纹的小孔，式样新颖，做工精细，一看就是舶来品。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就像那白漂布被套一样，连点黑灰也没有沾上；还有一只男布鞋，完好无损。我问陪同人员，为什么这些死难者的遗物要收集起来堆放？他说因为怕丢失。可是，这样一来，除了那双白色女皮鞋之外，就找不到属主了。
      
      失事飞机粉身碎骨（2）
      
      我们是下午将近6时抵达现场的，初步巡视花去大约一个小时，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我和小王来到现场南端，同许大使会合。我脑子里还在盘旋着那个涉及国家机密的小册子，我让小沈去把它拿回来。小沈过去想拿，蒙方看守人员不让，只得空手而归。
      
      现场南端距飞机着陆点五百三十米左右。飞机停在机场上或起飞时，机头那种昂然雄姿完全不见了，眼前只有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件、电线、管道和灰烬。其中倒卧着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框架，看来是镶嵌各种仪表的架子，大约是驾驶舱里的仪表盘。这里燃烧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已成灰。机头正东二十米处有一截大片机翼，上有“民航”两个大字，是周总理的笔体。看来这段残翼与座位架正东的有“中国”二字的残翼，同属一个完整的机翼。当民航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人们从地面可以仰望到这几个大字。它们是在机翼的下面，为什么现在跑到翼面上了呢？我问蒙方陪同人员，折断的机翼是否移动过位置？他们说现场物品除小件收拢起来，大件没有任何搬动。我仔细察看，也未发现移动的痕迹。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翼根厚度五十厘米上下，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民航”的“航”字旁边，直径四十多厘米，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它的旁边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与大洞并不连接。翼根连接机体处的铝蒙皮凹陷，但没有燃痕。我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我默想，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莫非是这个飞机大、机翼厚？那又为什么洞口朝上呢？我从各个角度拍了这个洞的照片，蒙方陪同人员很注意我的举动。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草地的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边二百来米未燃烧的草丛中。
      
      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成灰烬的飞机头旁，高陶布司长询问死难者尸体怎么处理，强调已搁置三天怕会腐烂，而且个个裸体暴尸令人不忍。许大使要求对死难者火葬。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即使勉强举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无火葬条件。许大使根据国内关于火葬确有困难时，可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的指示，同蒙方商量决定，对死难者就地土葬。埋葬地点，我方意见是在失事现场边缘的土包上，以资纪念。高陶布表示，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蒙古习俗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和桑加上校领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距现场一千一百米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当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坑。此时已到晚上8点多钟，天色完全黑透，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冻得人们发抖。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蒙古士兵，他们都还穿着夏季军装，冻得瑟缩不已。我从汽车上拿来随身带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立即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在返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我、小王和古尔斯德谁也没有讲话，来时谈论蒙古河流那种情绪已经没有了。我默默地瞅着车灯在前方照射出的一片光亮，它飞快地掠过沙土路面和两旁的枯草，脑海里则浮现着刚看过的现场，翻腾着一系列思绪：这架飞机多么不幸，竟然摔到蒙古这异国他乡了，看来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机上没载什么旅客，否则损失就更大了。可是为什么这架飞机的机组有这么多人？可能是专机的需要吧？飞机究竟是怎么摔下来的？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个个仰卧朝天？那个机翼上的大洞……
      
      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掸去身上厚厚的尘土，到餐厅同蒙方主要官员一起进餐。由于他们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我们虽然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晚餐时双方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我们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中华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就更加活跃了。餐间，许大使同高陶布商量死难者墓上立碑、放纪念物和收还死难者遗物等问题，他们边吃边谈。
      
      高陶布首先说：“今天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我很想听听司长同志的意见。”许大使表示。
      
      “那么，晚饭后一起商量。”高陶布不肯在会谈前透露内容。
      
      许大使转而提出：“死难者遗体埋葬之后，我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高陶布回答：“让我们商量一下。”
      
      “按贵国风俗习惯，墓上应该放一件纪念物，我想把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残机翼放上去可以吗?”
      
      “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高陶布说。
      
      “死难者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置?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许大使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高陶布表示：“我们将做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大使实际上已把我方将在餐后会谈时提出的主张，利用轻松的交谈摆了出来。之后，许大使问高陶布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怎么看，桑加上校接过话题说，飞机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稍事休息后，于夜半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难者举行安葬，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尸横焦滩惨不忍睹
      
      尸横焦滩惨不忍睹
      
      9月16日上午7点30分，我们从温都尔汗再次驶往苏布拉嘎盆地。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小沈乘坐的汽车，在丘岭间颠簸前进时，司机图快，路上一个塄坎，把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小沈，鼻梁蹭在车棚的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皮，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高陶布司长有事乘坐大轿车)，否则也要受伤。车队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大轿车上的卫生组大夫赶来，给小沈涂药并贴上纱布。古尔斯德把那辆车的司机严厉地训斥了一通。
      
      9时30分，我们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秋气显得更为浓重。许大使嘱咐我，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我和小王暂时同许大使、小沈分手，首先选择了盆地北端约二十米高的小山，登上去俯瞰整个失事现场。我们用指北针确定了方向，然后往正南方远远望去。失事现场那堆烧成灰烬的机头，偏置于现场中轴线的左（东）边，它的后面朝北偏西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死难者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