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岚说：“我才没那么无聊呢。就是想写一篇关于农民的文章。农民怎么啦？农民最朴实生动，最值得社会关注！”
      　　徐健心说恐怕天底下没你这么想的。嘴上却说：“到农村你受得了？那硬梆梆的火炕睡一宿保准嘴上起燎泡，到处乱蹦迪跳骚敢把你的血吸干喽！成天喝棒子面粥吃贴饼子嚼咸菜，就你那细嗓子眼儿能咽得下去？还有你总得去茅房吧，茅坑里满是白哄哄蠕动的蛆，你看一眼哇地一声就吐了……”
      
      　　陶岚笑得喘不上起来：“别……恶心我了行不？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讴歌他们的伟大呢。反正我是去定了，你不想去不要紧，给我写封信带着，我就去你们村儿，就住你们家，住房给房钱，吃饭给饭钱，吃粮给粮票！总行了吧？”
      　　徐健心说：还“讴歌”呢，你“呕吐”差不多了。但转念一想反正住不了一天你就得跑回来，加上路途三天足够了。他在内心里想报答她，忙答应道：“那干脆我就陪你去！我也写个农村的报道算了，还冷门呢。”
      　　破旧的公共汽车在扬满沙尘的公路上颠簸。去河津的那段省道早已残破不全，一会儿是柏油路；一会是土路或砂石路，碰到泥水洼，“轰”地一声冲过去，溅起一片泥浆。
      　　陶岚靠窗坐着，好奇地把脏兮兮的车窗擦了一个圆洞，可以清晰地看见外面渐逝的风景。徐健侧眼偷偷看她，发现那个擦出来的圆洞特像一面镜子，正好映出她的脸颊。
      　　在男人的艳遇里，有美女相伴而行是最心旷神怡的。更何况她在徐健的心中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女神。不仅豪爽大方，而且心地善良。对她那种复杂的、带有感激色彩的崇拜使他紧张又兴奋。
      　　其实在师大，几乎已经无人在记得他的出身了。但他潜意识里的自卑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他小心翼翼地掩藏着过去的痕迹，就像遮挡一块伤疤。
      　　“哎，累吗？要不要喝口水？”徐健关心地问。
      
      　　陶岚毫不掩饰满脸的兴奋说：“还说呢，半夜就跑到长途车站排号，要累也是你累呀！”
      　　徐健瞥了一眼满车的旅客说：“这车一天就发一趟，挤得跟罐头似的。你看那站着的，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这要是一路站到河津，你哪受得了！”
      　　陶岚奇怪地瞪着他：“你干嘛老当我是纸儿糊的，我有那么娇气吗？”
      　　徐健趴在她耳边小声说：：“你不是纸糊的，是泥儿捏的！”
      　　陶岚“咯咯”笑得乱颤，说：“小看人吧你。谁泥捏的还不一定呢。这回我就赖你家不走了，看谁先熬不住！”（待读）
      　　徐健愈发好奇：“我就有一事想不明白，像你这种出身，怎么会对农村题材感兴趣？”
      　　陶岚面色有些沉重，想了一下说：“因为农村穷、农民苦。我看过很多种资料。刚建国的时候工业底子薄，后来的工业发展就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积累的。几十年来农民是作出牺牲最大的阶层。就好比一辆马车，起初大家都坐在车上，后来马拉不动了，就让农民大哥下去推车，农民下去一推，那车果然就向前跑起来了，可是他也再追不上了，只能跟在后面跑。后来时间久了，坐在车里的人习惯了，反倒嘲笑和歧视农民。所以我一直觉得，农民最忍辱负重、默默奉献，他们才是真正的共和国的脊梁！”
      
      　　徐健叹气道：“我明白了……不过还是觉得你不要太理想化。反正我是打死也不想当农民了。同情是一码事儿，现实是另一码事儿。”
      　　这时候汽车停在路边，司机大声喊：“有解手的赶快啊！我可不等着。”
      　　“呼啦”一下，至少有半车人涌下车去。女人们都跑到车后蹲着放水，露出两半白屁股。男人则背对着汽车，“枪口”朝外“哗哗”地痛快。徐健苦笑着看陶岚，她站起来左右打量了一下，苦笑着摇摇头，犹豫着坐下。
      　　人们很快又涌回车里。车门“哗”地一下把靠门站的那位夹住。司机骂了一声，只管“腾楞、腾楞”给车打火，那破车抖动了一阵，着车了。那司机刚要起步，猛看见车前挡住一人，吓了一跳。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伸开双臂挡在哪儿。司机吼道：“找死啊！活得不耐烦了？寻摸棺材本儿呢？”
      　　那女人撅着嘴说：“我想跟车。”
      　　司机没好气地说:“塞不下了，你一个人站俩人的地儿，不怕给你挤掉了？”女人哀求说：“大哥，我真有急事回娘家！我爸快咽气了……”
      　　司机说：“再急也不行！总不能我下去你坐我这儿吧？”那女人急得直哭，也不让路。
      　　陶岚站起来跟司机说：“师傅，要不让她坐我这儿，我站着。”
      　　司机无奈地打开车门，先让几个人下去，等把那那孕妇倒上来，再回到车里去，这时那破车门就真的关不上了。
      　　司机骂骂咧咧地下车，绕到车门外边，用脚使劲儿蹬最后那人的屁股，那人借力一拱肚子，门关上了。
      　　俩人从省城“逛荡”到河津，用了多半天的时间。陶岚一下车就吐了，小脸儿煞白。徐健给她捶背，看她难受的样子打心里发疼。后来他在尘土飞扬的车站买了一份煎饼，陶岚皱眉说吃不下！说完蹲下又吐。
      　　车站渐渐冷清下来，戴袖章的检票员说这是最后一班车，打烊了。然后像赶羊一样把他俩轰出候车室。用大锁链子锁门时，还不忘补看了一眼两个外地打扮的青年人。
      　　那时河津的大街上连蹬三轮车的都没有。徐健把俩人的行李全都背上，说：没办法，咱得走着回去了。陶岚问有多远啊？徐健说不远，十多里吧，我当年上中学时，每天要走来回两趟呢！
      　　走出河津市区，风清凉了许多，陶岚也逐渐恢复过来。当年外环线的位置还是一条窄窄弯弯的泥土路，靠城里这段儿是沙土道，一下雨就平坦舒适，一刮风则沙尘飞扬。而靠近西街村的这段正相反，那是五里多的胶泥路，车辙足有半尺多深，一下雨则寸步难行，一刮风则干硬如初。
      　　好在今天没风没雨，只有暖洋洋的夕阳。俩人边走边唱，老远就看见砖场的烟囱。真是望山跑死马，等来到那条胶泥路路口的时候，已经月上树梢了。徐健忍不住讲起他当年和这条小路的故事，陶岚一路听到兴趣盎然，回头感动地说：“我真的好羡慕你，有过那么过艰苦的磨难。你知不知道？这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嘢。”
      　　徐健哑然。
      　　身后传来“嘣、嘣、嘣”的农用车的声音，车灯一晃一晃的在颠簸中起伏划动。那车喷着黑烟在他俩身边穿过去，车上那人扭头看了一眼，“嘎”地刹住车，一个黑影跳下来，张着双臂迎接他们，却不说话。
      　　徐健高兴喊：“蔫屁？真是你啊！行啊，都买上车了？”
      　　徐茂才两眼直勾勾地盯住陶岚。对徐健说：“……对……象？好、好看！”
      　　徐茂才高兴抢过徐健的行李，往车斗里一扔。嘴巴呜咽着要说什么但没说出来，憋了半天，只说出三个字“……上、上车。”
      　　徐健带头跳上车，回头拽陶岚上来。徐茂才笑着回头扔出一句：“……坐、坐好！”就“嘣、嘣、嘣”地继续驾车前行。
      　　车上很颠，俩人蹲在车厢里，相互搀扶。徐茂才加大马力，农用车在坑洼不平的泥土路上“跳跃”前进，他被颠得一窜一窜地起伏，屁股总挨不着车座。
      　　徐健在陶岚的耳边大声喊：“你知道当地人管这种车叫什么吗？”
      　　陶岚喊：“叫什么？”
      　　“狗骑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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