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举报人赵什柱。这个人的证词存在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可以用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口说无凭。也就是说，他说的那些话不论真假，都还不足以对一个朝廷重臣构成威胁，因为他没有掌握实际的证据。
      　　说完当事人，再来说说杨坚。虽然这个皇帝对虞庆则有不满之处，但还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话，就对自己的这个老属下下狠手，至少他会派人去“案验”一下。
      　　讲到这里，大家就都明白了，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案验之人”身上。
      　　如果这个人能秉公处理、认真排查，是绝对不会“证据确凿”地认定虞庆则谋反的，而是应该还这位将领一个公道。也就是说，倒霉的应该是那个赵什柱，而不是虞庆则。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置虞庆则于死地呢？很可惜的是，史书也并未告诉我们此人的真实身份，或者他压根儿就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人一定跟虞庆则有深仇大恨或者受了某人的指使。
      　　从《隋书》中的记载来看，虞庆则的真正对手有且只有一个：杨素。
      　　推理到了现在，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虞庆则的死因也就明了了：杨素是借刀杀人，而且是借杨坚这把刀除掉了自己的对手虞庆则。
      　　联系一下后来这条“眼镜蛇”所做的种种勾当，我们这个推理足以站得住脚。
      　　现在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将虞庆则之死归结在了杨坚身上。他们认为是虞庆则的功高震主和杨坚的疑忌最终导致了这桩冤案。
      　　对此，我要提出几点质疑。
      　　首先，虞庆则真的有如此大的功劳吗？仔细研究史书中的记载，我们会发现，这位老兄所取得的那点成就，远不如贺若弼、韩擒虎、史万岁和杨素，要是跟高颎比起来，就差的更远了。要给他安一个功高震主的帽子，似乎有点太抬举他了。功高震主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那么，杨坚的疑忌又起了多大的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杨坚是不是早就已经对虞庆则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早就有了除掉他的想法？后世很多人是持这种看法的，我却不以为然。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在此之前杨坚没有表现出任何这方面的意思，更没有怀疑自己的这个铁杆亲信，更别提要除掉他了。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确信，杨坚在杀虞庆则之前并没有产生什么疑忌。疑忌之说之所以有很大市场、得到很多人支持，是因为咱们先入为主的思想在作怪。
      
      　　这么多年来，“狡兔死、走狗烹”的观念已经彻底植入了我们的大脑，只要是皇帝杀大臣，大家都会往这方面联想，反而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线索。那么，杨坚是否信奉“狡兔死、走狗烹”呢？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这位老兄曾经对其亲信大臣说过这样一句话：“饮此酒，愿我与诸公常如今日，世守富贵。”我相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绝对出自真心的。只不过，世事难料，又岂是人意所能控制得了的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杨坚的确应该为虞庆则之死负有直接责任，原因有两个：多疑和易怒。多疑的心理让他瞬间就对自己的这个亲信产生了怀疑，而易怒这一点最终让他酿成了大错。大家应该还记得他打死副部级高官的事吧，那就是他易怒的后果；其实很多人的死，都跟他的这一点有直接关联。按道理说，要是有赵绰这样的诤臣进行劝阻，应该也不会造成多大后果。但可惜的是，这样的臣子太少了，更多的却是如杨素这样的人。
      
      　　更为要命和可怕的是，杨坚的这两点却被人家给看透了、被人家给利用了。
      　　不管怎么说，虞庆则死了，死的很冤枉。
      　　从此之后，杨坚再没有提起过这么一个人，在他心里，这就是一个逆贼，死的罪有应得！当然，他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也没时间再去想这件让人伤心和窝火的事情。
      　　这不，辽西（辽宁锦州一带）方面传来奏报，有人竟敢主动前来侵犯！
      　　日期：2014-11-0719:59:59
      　　七十七、高句丽
      
      　　高句丽，势力范围主要包括朝鲜半岛北部和辽河流域以东地带。
      　　早在两汉时期，高句丽就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后几百年，这个还比较原始落后的小国便与华夏政权之间多有摩擦和纠纷。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双方的争夺更是上升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残酷之战多有发生。
      　　也就在这种长期的拉锯战之中，高句丽和华夏政权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心理上的分界线，这就是辽河。通常，辽河以东属于高句丽控制范围，而辽河以西则属于华夏政权的势力区域。
      　　辽河，已经成为了一条事实上的“国界线”。（关于此点，后有详述）
      　　双方虽然战争不断，但限于实力方面的原因，高句丽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而且为了保存自己，高句丽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一条比较一致的战略：自称藩属，纳贡称臣。两汉时期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基本上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就更是如此了。也就是说，高句丽一直都是咱们华夏政权的附属。
      　　不过，大家也应该明确一点，“附属”只是人家采取的一项外交策略而已，并不表示人家已经完全臣服。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可能会立马反目成仇，甚至还会兵戎相见。
      　　所以，自从两汉开始，华夏政权和高句丽之间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微妙。你要说高句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吧，可它又对咱们俯首称臣；你要说它是咱们的一部分吧，人家又会时不时的来找你的麻烦，而且人家也不缴税，就是每年定时来上贡点中原稀缺的玩意儿。史学界给这种奇特的关系起了一个非常别扭的名称：羁縻。
      　　隋朝建国初期那段时间，高句丽的统治者叫做高汤。这位国王还是沿袭了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对隋朝纳贡称臣、自称藩属，并且经常派使臣来串串门、拉近拉近感情，双方的关系倒也处得比较融洽。
      
      　　后来，隋朝平定了南陈，统一了中国，这个高汤坐不住了：突厥老实了，南陈灭亡了，下一个会不会就该轮到我了？这位老兄一想到这些就睡不着觉，于是干脆不睡了，开始着手干一些能让自己安心的事情：加固城防，训练军队，积聚粮草。按常理来说，他的这一担心也不无道理，谁知道杨坚会不会发兵来攻？早做打算、未雨绸缪总不是一件坏事吧！
      　　但杨坚不干了。你小子这是什么意思？我又没有招你惹你。于是，大隋皇帝立即修书一封，狠狠地骂了这个邻居一通：
      　　“你自称藩属归我大隋，却不知尽忠守节，反而厉兵秣马，这是何意？你们那一片区域，和长江相比怎么样？你那点人口和兵力，和南陈相比是多是少？现在朕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你能清除杂念、改变行为、遵循大隋规章制度，就依然是朕的好臣子，一切可以既往不咎。”
      　　高汤看完书信后，知道自己不小心得罪了这个大隋皇帝，极度恐惧，竟然患病死了。大家不要误会，肯定不是被吓死的，只是恰巧死在了这个点上，估计可能是一直都在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