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状的受害者一起处理，这是新政府旷古未有的首创，也是新政府以法冶暴的决心！
      
      　　一位失手杀人的士兵，马上为这个新军纪条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费的“广而告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一士兵失手，杀死一两岁小孩。
      　　小孩的家长自然不让，于是立刻把状告到这个士兵的长官-----杨总兵那里。
      　　杨总兵对案件调查后，做出如下判决：
      　　该土兵因属过失杀人，故予以从轻处罚，责打四十军棍，并赔小孩家长“丧葬费”白银十两。
      　　但该判决，不久就被新政府的“三号首长”刘文秀稽查到了。
      　　勃然大怒的“刘三号”，当时即将此案改判如下：
      　　杀人士兵，不管故意还是过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门斩首，斩首后的首级，送至被杀小孩的家乡，进行“展览”。
      　　执法不严的杨总兵，杖罚一百。
      
      　　这种杀一儆百的办法，迅速在军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原来把杀人作为“娱乐项目”的士兵，再也无人，去敢玩这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特种游戏”了！
      日期：2012-05-04　00:19:57
      
      　　在军队建设上，新政府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作法------“客土混编，多族合一”。
      　　客：即远到而来的大西军；土：即当地的滇军，这滇军里面，既有整编的土司军队，也有后来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为能恢复中原，以及获得当地土司、少数民族的支持，新政府在吸纳云南各地土司，到军中任职的同时，还大范围鼓励少数民族的“适龄青年”为国参军，把倮、徭、佬、侗、傣等少数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补充为大西军的“新鲜血液”。
      　　依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善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
      　　部队编制上，新政府将这些“新土军”与“旧大西军”进行了混合编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做，不但加速了新旧军队的融合，而且使混编后的部队，既适应平原作战（汉族士兵的长项），又适应山地作战（少数民族士兵的特长）。
      　　训练上，新部队实行一日一小训，三日一大训，日日必训，常抓不懈。
      
      　　新政府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颇有建树外，在文教、宗教事务方面，也可圈可点。
      　　刚入滇时，孙可望就带着政府及军队的“高级干部”，亲自跑到文庙，祭祀孔子，并表示要发扬汉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云南的文教事业，发出了新政府与“知识分子”和解的信号。。
      　　接着，孙可望又令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了一次小规模的科举考试，从中选拔了33名进士，到新政府中任职，新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合作，由此开始。
      　　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稳定，科举考试的范围，扩大到了云南大部及贵州的一部，一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儒生在内的举子，脱颖而出，成为新政府“各级干部”中的一员。
      　　为鼓励举子们安心学习，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多次接见举子，给予物质奖励，鼓励他们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后来，新政府陆续出兵收复两广、四川、湖南等一些地方，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就是这些来自云贵的举子们。
      　　对生活困难的举子，新政府专门派人登记造册，定期发放粮食补助。
      
      　　宗教政策上，入乡随俗的大西军上下，进入云南不久，就由“无神论者”，变为“有神论者”，对当地流行的佛教，顶礼膜拜。
      　　孙可望曾明令保护宗教寺观，还带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
      　　这种“无意插柳”的行为，恰恰起到了尊重当地信仰，加强民族和睦的特殊作用。
      　　“失败乃成功之母”，从1647年到1650年的短短三年间，吸取治蜀失败教训的孙可望等人，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埋头苦干，终于创造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各族团结、社会安定、文教鼎盛、军队发展”的显著成就，从而为以后出兵北伐，挫败清军，成为抗清中流砥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期：2012-05-0620:02:58
      
      　　封王纠葛
      　　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
      　　伟大的一代枭雄张献忠逝世前，曾对孙可望留了一席“石破天惊”的临终遗言：“大明国运未销，吾死之后，你等可速归大明，以图久存！”
      　　对张献忠这没头没尾的话，孙可望等人当时是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但随着入黔进滇以来，通过对民众人心向背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开始领会到张献忠的“高明和远见”。
      　　因此，在云南，他们就用“共扶明室、恢复江山”这个新的政治诺言，作为号召，成功地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团结在了自己的旗帜下。
      　　但政冶诺言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政冶谎言。搞搞宣传，欺骗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当真去落实的，少之又少。
      　　孙可望对这个政冶诺言，本来是没有打算去认真兑现的。
      　　但随着1649年的到来，孙可望对兑现这个政冶诺言，变得忽然热情起来。
      　　他组建了以杨畏知为首的联络团队，积极向“永历王朝”这个“空架子组织”靠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孙可望这种忽然迸发的热情，来源内外两方面。
      　　内部的压力来源于李定国、刘文秀这帮异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孙可望虽然经过民主程序，被推为“一号”，但“此一号”却非“彼一号”。
      　　当年的“彼一号”张献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确与否，无人敢说一个“No”。
      　　而现今的“此一号”孙可望同志，一言九“顶”，不但“二号”李定国，“三号”刘文秀，就连排在后面的“四号”白文选、“五号”冯双礼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参政议政”的热情，时不时地针对他，来发达一下自已不同的异议。
      　　品尝不到“一把手”快乐，却被“一把手”苦恼，层层环绕的孙可望，开始想方设法地实施自己的“权力突围”工程。
      　　1648年的“演武场升旗事件”，成为他实施“突围工程”的第一步。
      　　在一次例行的阅兵中，先行赶到演武场的李定国，命令升起帅旗。
      　　见演武场的帅旗早已迎风飘扬，随后一步赶到的孙可望勃然大怒。
      　　他以“主帅未至、擅升帅旗”为理由，当场下令责打李定国一百军棍。
      
      　　不明就里的李定国，当场被拉到一边，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噼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来。
      　　当板子打到一半时，孙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时，跑到了李定国身边，抱着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