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济尔哈朗退去了，在这之前的五六月间里，占领江西的谭泰、何洛会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区”里，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武装”。
      　　这是在“四星殒落”后，一愁未展的永历朝，接到的最大喜讯了。
      　　南明将领中，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将领，焦琏、曹志建、马进忠、王进才、赵印选、胡一青，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无需动员、无需命令，这些将领，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地收复了全州、永州、武冈、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复到1648年十月前的态势。
      　　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日期：2012-04-0922:51:11
      　　三晋烽烟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
      　　在接下来讯问中，已撕破脸皮的冯铨，对“行贿人”姜瓖的态度，比满人主子刚林还要恶劣。
      　　等刚林、冯铨二人的“双簧”戏，己经把姜瓖整得磕头认罪时，觉得火候已到的多尔衮，就开始塞给他一个甜枣，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仍可往事不究，还镇大同。
      　　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赏”的多尔衮，以为通过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让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错了，从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畏惧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为曾经懦弱的人，就永远没有反抗；不要以为曾经无耻的人，就永远没有尊严。
      
      　　被蔑视、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浆”，已一点一滴在心底累积！
      　　时间指向了1648年，这一年，在遥远的南国，同为汉人将军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抗之火，已把满洲贵族烧得焦头烂额。
      　　11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又来给大清添堵，率兵犯边。
      　　对“少数民族兄弟”的骚扰，多尔衮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他立即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等近支亲贵，领兵镇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但这件事，却冲跨了姜瓖“遵纪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