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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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8-2608:16:40
      　　《卖卜帝王家，术游公卿门——相术大师袁珙、袁忠彻父子小传（下）》
      　　话说袁忠彻正统年间（1436-1449）致仕归家后，曾纂辑《古今识鉴》一书（书影见题图），于景泰二年（1451）奏进。该书冠以作于景泰二年四月十六日的自序，自称奉敕而作。这是一本相学实战大全，正文分8卷，前7卷从三皇五帝一路捋一到唐宋元三朝，讲解了许多名人的相貌与命运的关系，把相法说的跟万有定律似的：扔个苹果到天上，它一定会落入相术家的手里！第8卷才到“国朝”，也就是明代。书末附有袁忠彻自撰的《人象赋》，以及南京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相当于明代的国立大学，只有两所，南北两京各一所，祭酒是其校长）陈敬宗所作的后序。
      
      　　《国朝卷》首列明朝“二祖”与仁、宣二帝，以下是文武官员及宦官、僧官，其中绝大多数为袁氏父子的“顾客”，间而有为其他术士所相者。共计52人，名如下：
      　　太祖、太宗（朱棣）、仁宗、宣宗
      　　常遇春、徐达、汤和，沐英，方国珍、方明敏、方明巩、方明谦、李景隆、徐辉祖、许方、陶凯、程徐、詹徽、茹瑺
      　　姚广孝、李至刚、刘季篪、吕震、吴中、李庆、方宾、胡俨、张泌、井泉、张信、孟骥、陈俊民、钱性、孙迪、曾宝、易英、韩公茂、李贯，王观童、王义、王忠、王智、徐晟
      　　内侍王安、王彦、郑和、田嘉禾、李谦、孟骥、云祥、燕琦、福山。
      　　僧溥洽、道成、一如
      　　袁忠彻一生所相，绝不止此数，比如为该书作后序的陈敬宗，《明史》传记就记载了袁忠彻为他和李时勉相面的故事：
      　　李时勉俺在《吸毒大院紫禁城》里讲过，此人曾任北京国子监祭酒，和陈敬宗分别为南北两京国立大学的校长。但两公性格不同，李时勉为人“平恕”，很得士子之心，陈敬宗则为人“方严”，大家都有点惧怕他。两人长相也美丑有别。陈敬宗与李时勉都是翰林出身，并且一起供过事，有一次袁忠彻将两人拉到一起，让他们比肩而立，然后上上下下打量，给他们相起面来。这当儿，旁人便先猜闷子，心想李先生的前程恐远不及陈先生。原来陈敬宗是个美男子，仪观魁梧，很有贵人之态，而李时勉“貌稍寝”，长得有点寒碜对不起观众，如果以貌取人，他们的命运应是截然不同的。可是袁忠彻相毕，却道：“二公他日功名相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事实正印证了袁大师的判语：不仅陈、李二人后来同任两京祭酒，且终明之世，但称“贤祭酒”者，都将他俩并举，称之为“南陈北李”。
      
      　　袁忠彻为李时勉、陈敬宗相面事，既是一段词林佳话，也是阐发相术复杂之理（貌不同，而命相近）的绝好例证，不知为何袁忠彻在编纂《古今识鉴》时，将其刊落不录。
      　　前文说到，朱棣曾密令袁忠彻给部分重臣相面，这些人中，除了姚广孝、方宾、吴中、李庆，余者也都没有载入《古今识鉴》。虽然在成书时，这些大佬均已去世，似乎袁忠彻仍有忌讳，他在书中丝毫没有透露朱棣命他为大臣相面之事。兼且该书所列人物混杂，使我们很难了解袁忠彻取舍的标准是什么。书中袁忠彻渲染他父子神乎其技，使该书国朝卷很像他父子相人的成果汇编，某人何时迁官，何时生子，功名几品，享寿几何，无不在他父子的料中。这些内容自然与世间所传袁氏轶事一样，没有多大价值，真实性亦无从考证，不可视作信史。该书前7卷“采古来相人有验者”，更被《四库全书》的编者讥为“笑具”。
      
      　　但仅就卷八而言，还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如《明史·程徐传》载：元朝兵部尚书程徐于洪武二年降明，被授以刑部侍郎之官，“进尚书，卒”。《明史》仅言其卒，然未言其所以卒。《古今识鉴》则谓其“归款，降吏部侍郎，被诛”，对史书的记载做出补充。
      　　该书还记录了郑和等9名出身燕府宦官的面相及相应之运命，是难得的独家材料。我们今天知道太监郑和长得像一个胖大和尚，就是袁忠彻这本书告诉我们的。袁忠彻在书里吹嘘，说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是他推荐的结果——因为从相法上来说，郑和是一副绝对的不会败事的贵人福相。
      　　袁忠彻在该书自序里说，他所阅两京“王公达人，下至甿隶，其贵贱休咎，未有不符其相之说者，其可以术而视之哉”！他说本人精于业，并非为“资贾鬻，规声利”，相术也不是营利之具，而在“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强调了相术辅治的政治功用。
      　　神相袁珙在这方面可谓典范，《明史·袁珙传》说他“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袁忠彻似乎也有效尤之心，《明史》说他为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敢进谠言”，比如永乐皇帝正搞得热火火、幸孜孜的下西洋取宝，他就进谏过。众所周知，下西洋劳民伤财，却是永乐帝的主要政绩工程，无人敢谏，而袁忠彻敢于说几句良心话——故“闻者韪之”，认为还是了不起的。
      
      　　这是袁忠彻于相术之外效其臣子之职（他仕至尚宝司少卿）。但《明史》又说他“性阴险，不如其父，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齮龁之”。毕竟倚宠骄恣，好以术驭人，性情失之于刻薄。
      　　仁宗在东宫时，就很讨厌他和另一位以医术蒙宠的盛寅（字启东）。盛寅为此非常忧惧，袁忠彻居然密告以“仁宗寿不永”。其为人可见一斑。至于他相兵部尚书于谦“面无人色，法曰沥血头”、大学士王文“目常上视，法曰望刀眼”，恐怕是因为与于、王二人不和，故借占以施恶咒，未必有神技如此。
      　　又如他说差太监郑和下西洋，是他以相术荐贤的结果，此说亦可疑。郑和本为靖难功臣，早在永乐元年就曾出海，而同时出西域、下西洋的内臣颇多，难道都是依据相法推出来的？况且与下西洋比起来，与漠北的战争，于国之休戚利害更大，择将尤宜慎重。然而大将军丘福不当此任，竟然全军覆没，造成朱棣称帝以来最为严重的危局，小袁那么有本事，为何不事先找他相相？
      　　今天我们基于科学的观念，对袁氏父子无不奇中的“神相”表示怀疑。古代的术士，多为杂家，往往将占相、堪舆、风水、神煞、易数、星平、禄命等说相互窜入，糅为一法，纵其口舌，以转圜之说、变幻之辞，使人不知不觉堕其术中。而袁氏父子又不同于一般街头摆卦的游街相士，他们的成功，有其特定的条件。
      　　试举《古今识鉴》一例：袁忠彻一日在内廷偶遇升任谕德不久的胡俨，待胡俨走开后，袁忠彻不经意地对人说：“胡谕德旬日内又升。”旁人将此话告诉胡俨，胡俨不信，但7日后果然就有传升国子监祭酒之命，他不由不服，跑去找袁忠彻请教。袁解释说：先生本是清贵之像，“向值子时，红黄之气见山根印堂，腾上甚速，故知迁擢不出旬日也。”
      　　山根、印堂在人的眉间眼角之中，是相家重点关照的部位，但红黄之气于子时（夜半时分）升腾，这样的征兆其实是很难捉摸的。然应验如响！我很怀疑，袁忠彻不过借他近臣的身份，常从禁中预得先声，当他获知某项人事变动时，就借相面故作玄虚，提前透露给当事人，以收惊验之效。《古今识鉴》中有好几例都是袁氏主动替人相面，预言之准，令人不可思议。当然，袁氏阅历丰富，老于世故，兼之游历于公卿士夫之门，人脉广泛，官员们不敢轻忽之，亦愿意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这都使其无形中成为官场信息传递的介质，他们对官场情态与官员之运势，能有独到的见解和判断，故此常一语中的。至少，这种经验能为他的“神相”提供更多的保证。
      
      　　也许是因为袁忠彻不善持盈，也许是仁、宣以后，随着专制皇权的削弱，以及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势力的扩张，方士之流渐被斥作“佞幸”，被坚决地排除在朝绅阶层之外，无法再公开、傲然地出入帝王之家、公卿之门，袁忠彻的仕途也变得坎坷多蹇起来，他在正统间（1436-1449）多次“坐事下吏”，被迫告老还乡，退闲二十多年而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