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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 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土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声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 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处处都和北京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 八 官气与痞气 北京人的霸气,说穿了就是官气。 读者如有兴趣,不妨读读龙应台的《吵架》一文。这篇文章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的“笔会”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转载,现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竟是《吵架》。 尤应台的确没法不吵架。 按照龙应台自己的说法,她这个因“生气”而出名的中国人,动身之前就一再告诫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气”,因为至少有三条理由告诉她不能生气不该生气而且不必生气。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应战。“你!”一个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这时人潮正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手指穿过人群直指龙应台:“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牵着孩子的手,尤应台乖乖地挤过去,只觉得那个女人说话的声调、气势,就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龙应台想。“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字。尤应台递上证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了下来。可是,龙应台的孩子,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 这一架好歹没吵起来,但后来,尤应台终于忍无可忍。 问题是,检疫口的那个女人,为什么偏偏要和龙应台过不去?也不为什么,就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机。于是,那女人便轻而易举地把她从一群白人中挑出来 是中国人就可以凶,这就是那个女人的逻辑。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像泄了气的球 因为龙应台虽然是中国人,却又是“台湾同胞”。要对“台湾同胞”也颐指气使凶神恶煞,得到两岸和平统一之后。现在,谅她还不敢![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不难设想,如果龙应台“有幸一是一位“大陆同胞一,后面还将受到什么样的“礼遇”。这种“礼遇一我们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于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晚报》说,龙应台这“气”生得实在不值当。因为这些事情咱们早就司空见惯,想气都气不起来。这位读者还说,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但照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痴心妄想”。当街坊邻居?当熟人朋友?没门儿! 为什么没门儿?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要想“官儿”同你当街坊邻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许有人会说,那个女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不算什么官,可她有权是不是?有权就行 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 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或许还会有人问: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权吧,也用不着那么凶呀?这你就不懂 像她那样的“弼马温”,不凶,怎么显出是个人物来?要不,怎么叫“拿着鸡毛当令箭” 那么,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 也是官么?当然不是。可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还是“京官”。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都是小地方人。”这就叫“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图十五) 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什么是官气?说到底,官气就是骄虎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 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严肃回避”的牌子等等。 痞气亦然,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 事实上,正如座山雕的时代“兵匪一家”,王朝时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里固然有“韦小宝”,市井中也不乏“高行内”。“高衙内”仗势欺人,靠的是官威,摆的是官谱;“韦小宝”官运亨通,则无非因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赖脸。封建社会的官场作为最肮脏龌龊的地方,从来就不乏病气,只不过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沦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气便暴露无遗 所以,北京“官商”中态度恶劣者“霸”,“私商”中态度恶劣者“痞”。比如龙应台在“官商”地盘里(首都机场)体验到的便是霸气,在“私商”地面上(日坛市场)体验到的则是痞气。不过表现虽不同,性质却一样,即都是蛮横无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这其实又是封建社会的官场病毒。封建社会的官场斗争,从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赖”的。表面上的认输服软,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报仇雪恨。而长期的“奴化教育”,则养成了不以作践自己(比如自称奴才自打耳光)为耻的变态心理。因此,北京城内不但有着精忠报国的凛然正气,慷慨赴难的燕赵侠骨,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平和恬谈的贵族气度,温柔敦厚的京都民风,也有骄虚的官气和鄙俗的痞气。事实上,只有那些远离城市的地方才会有纯朴的道德,但却又不会有雍容气度和开阔眼界。 当然,痞气更多的是一种市井气。因为市井小民无权无势,没什么本钱与人抗争,也没有多少能力保护自己。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为了找个心理平衡,他们不能不学会世故和圆滑,甚至学会损人和耍赖"奇"书"网-Q'i's'u'u'.'C'o'm"。北京的平民比谁都清楚“硬抗不如软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脸有时比义正词严更管用。久而久之,无奈就变成了无赖,圆滑就变成了油滑。同时,粗犷和粗糙也变成了粗鲁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说会道,就构成了痞气。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气甚至能“上升”为艺术,比如红极一时的“痞子文学一就是。这种文学的产生,除这里不能细说的时代原因外,与北京城的城市特征也不无关系。即:一,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东西,在这里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气和厚重,使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得到升华;三,北京人本来就多少有点欣赏痞气,如果痞得有味道还有内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 喜欢读城记 请大家收藏网址:(663229.com) 更新速度全网最快。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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