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作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20章/45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联邦法律更受到双重怀疑，因为它干扰各州的立法权，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许多国民认为，对那些法律，无论怎样反对，也不能满足国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是无法无天，我们则说他们是缺乏民主观念的驯民。两国国民的自尊心与彼此不同的态度有联系，也许这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习俗各有各的难处：我们的难处在于，即使对全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接受。他们的难处在于，人们一生都处于负恩重压的阴影之下。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场合找到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他们还赞赏某种暴力、直接行动和私人报复，而这些却是美国人不赞成的。然而，尽管有这些保留条件以及其他可以列举的保留条件，“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仍然是无可杯疑的。
      
      当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对日本有体验或了解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他们声称，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简直是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部队还没遭受过地区性的失败，他们还确信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者。占领军——其先头部队只能是小部队——如果前进至舰炮射程以外，就有被残杀的危险。在战争中，日本人是什么事都干出来的：他们是好战的民族。这类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说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围住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服从了。不论是在满洲，或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东条们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们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还手指不离手枪，中午时就把枪收了起来，傍晚便悠闲地上街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遵守和平的办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奋身用竹枪击退夷狄来使“陛下安心”呢？
      
      这种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除非那些西方人，他们不承认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变化的。有些人宣称，日本民族只会灭绝，别无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则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推翻现政府，日本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如果说的是一个全力以赴、全民支持，进行总体战的西方国家，那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以为日本的行动方针和西方国家基本相同，这就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有些西方人土还在预言，一切机会均已失去，因为日本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因为“日本人不懂得他们已经被打败”。这是西方的社会哲学，是以西方的真理标准为基础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能够在战斗力未被完全摧毁以前，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获得了最珍视的东西，他们有权力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即使投降，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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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就象必须报答“义务”一样。但是，“情义”所要求的义务和“义务”所要求的义务分属不同的系列。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情义”相当的词。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范畴中，“情义”也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道德规范，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虽有些改变，但与其它东方各国所熟悉的道德性要求仍有某种渊源类似点。“情义”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日本人在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他在本国所遇到的各种麻烦时，都经常要说到“情义”。
      
      在西方人看来，“情义”包含一系列混杂的义务（参阅本书第81—82页表格）：从报答旧恩直到复仇。难怪日本人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有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西方人得其要领，但“不愿意”一语却指明：“情义”与“义务”显然有别。“义务”，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尽管“义务”中的某些特定行为也会使人“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情义”有显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我称之为“对社会的情义”，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我称之为“对名誉的情义”，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对社会的情义”可以大体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履行生而具有的亲属责任。因此，“情义”的范围包括对姻亲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而“义务”的范围则包括对直接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岳父、公公称作“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情义”上的母亲。姻兄弟、姻姐妹也称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这一套称谓既适用于对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对亲属的配偶。在日本，婚姻当然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终身履行契约性义务，就是“履行情义”，其中最沉重的是对安排此项契约的父母的情义。年轻的儿媳对婆婆的“情义”尤其沉重，恰如日本人所说，儿媳居住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对岳父的义务要不同一些，但也很可怕。因为岳父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给钱，还要履行其他契约性义务。如同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侍奉自己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母之情，这不是情义。”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对姻亲的义务则不能含糊，不论多大代价，必须履行，以免遭受世人谴责说：“此人不懂情义”，这种谴责是令人可怕的。
      
      日本人对姻亲家属义务的态度在“入赘养子”，上看得最清楚。他象女人结婚那样入赘到妻家。一个家庭如果有女无儿，就要为一个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名”。养子要在原户籍中取消自己的名字，改从岳父的姓氏。他进入妻子的家庭，在“信义”上从属于岳父母，死后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和一船妇女结婚完全一样。为女儿择婿入赘的原因也许不单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常常是为了双方利益，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家虽然贫穷，但“门第”高贵，男方带着钱去女家以换取在等级制上提高身份。有时是女方家庭富裕，有力量培养女婿上学，女婿接受这一恩惠，代价是离开自己家庭到妻子家去。有时是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一个未来的公司合营者。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都是特别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人家庭户籍是件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这就意味着，在战争中他必须为养父而作战，即令杀其生父也在所不辞，以证明自已是新家族的一员。在近代日本，凭入赘养子的“政治联姻”造成强大的“信义”上的约束力，以最沉重的约束，把青年束缚在岳父的事业或养父家的命运上。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对双方都有利。但社会上对入赘养子一般都非常嫌恶。日本人有句谚语是：“有米三合，决不入赘。”日本人说这种嫌恶感也是出之于“情义”。如果美国也有这种风俗，美国人嫌恶时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而日本人却不这样说。总之，履行“情义”是件为难的事，是“不愿意”做的。因此，“为了情义”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不仅对姻亲的义务是“情义”，甚至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属于同一范畴。对这类比较近亲的义务也不列入孝行范畴，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家族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中国，很多这类亲属，以及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奇+书+网]。但在日本，这类亲属则是“情义”关系，亦即“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救助这类亲属决非对他们曾有何恩情，而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自己的孩子虽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但这却是一种当然的“义务”；而对远亲的帮助，虽然动机同属报答共同祖先，却列入“情义”范畴。当必须帮助这类亲属时，人们就象援助烟亲一样地说：“我是为‘情义’所牵连。”
      
      与对姻亲的情义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的重大传统“情义”，是武土对主君及其同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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