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

作者:金鸿95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75章/326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1973年国际货币体系宣告解散。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出口，减少贸易逆差。整个70年代全球经济处在经济危机状态：高通胀伴随着高失业。
      　　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扭转了美元失衡的状态，美国和全球经济都回到正轨。
      　　如果以纯技术来推论：既然1995年之后，美元失衡的历史再一次重演，以至于M1/M2的比值在2000年就跌破了1984年的低点，为什么2000年后的两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危机？答案是“次级贷”延缓了危机的爆发。
      
      　　次级贷，华尔街精英的这一发明，既满足了金融领域的美元挣钱的需要，也满足了借贷者的需要。只是这一“流通管道”必须以不动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为条件。当不动产价格上涨到无法持续的水平时，崩盘就在所难免。在不动产价格开始下跌之后，“次级贷”衍生出的“次级债”等金融产品开始崩盘，附着在“次级贷”投机链条上的银行、投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就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结果是金融领域和实体领域的美元流动性双双急剧下降。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路线图。
      
      　　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情况一样，美元失衡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因为金融领域的钱多到无路可走，投机炒作大宗商品就成为必然。炒作资金多，大宗商品波动的价格轴心自然就会抬高，波动幅度自然也会变大。这使得全球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变得恶劣，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因为大宗商品是用美元标价的，美国的实体经济没有汇率调节缓冲的余地。(不过尽管如此，1995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和利润份额依然雄踞全球之冠)
      
      　　无论我们愿意承认也好、不愿承认也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被广为诟病的美国人民的狂热消费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美国实体经济领域的通缩，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下滑和失业率的上升，当然也就意味着美国人民的消费能力下降，这直接影响到全球其它经济体的出口。
      　　一话概之：由于美元的失衡，全球经济的循环流动已无法持续。
      　　回顾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情况，我们可知，当下只是美元失衡历史的重演。被大家口诛笔伐的“次级贷”，居然是这些年维持全球经济运转的货币流通循环管道之一，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次级贷”引起的危机仅仅是流动性危机，而美元失衡造成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
      　　诚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谈到新兴经济体大量储备美元、控制汇率时所言：只有双赢或者双输的生意，没有损人利己的生意。当年肯尼迪政府财长康纳利的名言言犹在耳：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
      　　那么，在“次贷危机”之后，各国采取的政策是否解决了美元失衡的问题呢？
      　　没有。为什么？
      　　“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流动性危机，这比较好办，注入流动性即可。于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对症下药，该借给钱的借给钱，该收购的收购，流动性自然得以迅速恢复。但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及增加政府投资等财政政策并非长久之计，只能短期治标，无法治本。一来无限制地发行国债终归会有偿债压力，8月2日的美债上限表决不就惊出奥巴马和全球一身冷汗？二来扩大社会保障支出也有个限度，福利太好人们就不工作了。三来政府投资只适用于非常时期，不能作为常规手段。
      
      　　当然，美联储还想出一个办法叫量化宽松。量化宽松的结果就是美元汇率贬值，美元汇率贬值有利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从而加速美元回流。但这对新兴经济体压力很大。如果新兴经济体在美元贬值的情况继续控制汇率不放的话，通货膨胀的压力就越来越大，除非放松汇率允许其升值以增加进口从而减少外汇储备。同期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会增强通胀效果。
      　　应该说第一轮量化宽松的效果非常明显，美国的贸易月度逆差由2008年10月份之前500亿美元以上水平迅速下降到2009年中期的300亿美元的水平。
      　　但是新兴经济体全都是“忍者神龟”，不惧怕通货膨胀和价格扭曲，死扛着汇率不放，中国发改委官员和央行行长甚至先后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能承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在2010年实施的二次量化宽松的效果和第一次相比大打折扣，月度贸易逆差水平只是在半年时间不再恶化，之后再度一泻千里。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本来是新兴经济体转“危”为“机”、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好时机，因为外部需求突然急剧下降，正好可以借鉴当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致力于充分就业和消除各种经济差距，形成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内生性增长循环经济模式。这就需要从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构的公平性改革入手，形成以消费为原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仍然把过去的日本当做榜样，通过低估汇率促进出口。这种做法的本质是盯着美元发行货币。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低估汇率-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基础货币也越来越多-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商品制造成本上升-越要低估汇率以降低出口价格。
      
      　　各国政府都在汇率上大做文章，导致出现所谓的“各国开打汇率战”，结果就是自己的货币发行量失控。其中尤以中国为甚。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人民币的“缓慢升值”进程一度放缓；原本为应对通胀而进行的加息进程也戛然而止，一年期存款利率迅速降低到2%的历史低点；原本停下的印钞机轰然启动，“印钞放贷”成了一项政治任务。问题在于，中国在次贷危机之前所面临的是通胀问题，是流动性过剩问题，这和次贷危机造成的美元流动性短缺完全相反，现在为了控制汇率，势必让流动性过剩状况火上浇油。因为控制汇率必须要印刷本币买外汇，所以控制汇率的经济体本币数量不断增加，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另外控制或干预汇率同时会导致国内价格体系扭曲，接着是资源配置结构和投资回报扭曲。价格扭曲和通货膨胀的双重作用下，社会贫富差距必然会扩大。
      
      　　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央行共计发行基础货币27.52万亿，其中竟有82.3%是外汇占款。“输入型通胀”的说法固然“政治上正确”，但却距离真相实在太过遥远。
      　　不仅新兴经济体，日本央行在金融危机后两次干预汇率用日元买美元，韩国、中国台湾及香港莫不如此。
      　　于是，伴随外汇储备金额惊人增长的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越南这些经济体不得不面对不动产价格以“金砖速度”蹿升的事实，同时还提心吊胆怕美债违约。一边高喊要增加老百姓收入、提振消费的口号，一边却眼睁睁看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转型变得越来越难。